在“两会”期间一次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小组会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代表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通过算账发现：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到了一个合适的比例，当前正是进行新一轮财税政策调整的恰当时机。
算账：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27％，这是一个恰当的水平
按照目前趋势继续演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
黄奇帆认为现在财政增长形势喜人：财政税收已经到了39000亿元，加上非税的基金——也相当于财政收入，差不多有16000亿元，两项相加为55000亿，占20万亿GDP的27％。
“分税制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3年的12.6％到现在的27％，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幅为20％，GDP增幅为10％，这样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黄奇帆指出，照这种趋势继续演进的话，再过10年左右，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会达到40％。
“如果财政收入占到40％，GDP中的折旧总要占个10％，企业的利润总要占百分之十几，那就占60％多了。实际上，我们工商企业的利润，去年有18000亿，银行的利润也有四五千亿，合计两万多亿，占GDP就是10％强。”黄奇帆计算后发现，到那时候，13亿人口，可以直接支配的只有40％的GDP，“那就太低了。像美国现在是50％，我们现在也就是50％左右，但是我们正在以每年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
他表示，27％是一个适当的比例，“即使是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也都在30％以下，最高的不过33％。”
经济学的原理支持藏富于民
这位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同时是一位受到国内外学术圈广泛肯定的学者。接受访问的过程中，他五次提到“藏富于民”，他认为，经济学的原理支持藏富于民：“财富在老百姓手上，老百姓会消费，消费会直接拉动经济；老百姓会储蓄，储蓄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通过的是市场方式——他买股票、存银行就由银行和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又会往效率高的地方投入，投入之后又会推动GDP增长。”
财政收入由政府进行二次分配。由于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政策水平和执行能力的不尽相同，“这个分配可以分得很好，也可能分得效率很低。按一般逻辑，政府分配，公共财政分配，只是一个补充，市场资源分配其实效率更高。”
现在恰恰到了转轨的时候
1980年，中国选取财政改革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采用了俗称的财政承包制。“这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经济迅速发展。承包制的基本原理就是地方财力做大，中央财政式微。经过13年的承包制，1992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低时只有10％左右，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的比重不到40％，长此以往，政府的调控能力就会受影响。”
“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就是调整了承包制财政体系的缺点，对最近13年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但是，某种程度上，这种分税制是对承包制的反方向调整，经过13年，越聚越多，现在已经聚到了27％。持续下去，财政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对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不利的。”黄奇帆表示，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要求。财政集聚过多，占GDP的比重过大，老百姓的财富比重就会越来越低。所以，眼下要抑制政府财力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的趋势，而不是把现在的比重降下来——现在的比重应该说恰到好处，也恰恰到了转轨的时候。
中央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力度还可以更大一点
黄奇帆推测，中央政府应该已经看到了这个苗头，“实际上这几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降税措施，比如农业税减免，降了一点；这次所得税并轨到25％，又降了一点；如果把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推广到全国，会再降一点。”
但是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扭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继续增加的趋势：“比如说在房地产税收方面，在出口退税方面，从战略长周期来说，还是要有一个藏富于民的基本逻辑。”
他特别提到出口退税，“本来是零税率，也就是17％退税，后来作为调节外贸顺差的手段降到13％，降到9％。”黄奇帆说，“实际上，全世界出口都是零税率，我们却对自己的企业征了税。要抑制出口，可以发挥汇率的作用，用这个杠杆抑制出口可能会更好。”
黄奇帆建议，各种税赋都要考虑国际惯例、国情，“总之财政收入比重怎么都不应超过GDP的30％，太高可能就不和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