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部门表示将以“合法固定居所”为户籍改革的突破口。这对实行数十年的中国户籍制度无疑是一次实质性的革命。现行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活跃，弊端日渐明显。人户分离，制约人才流动，人为地造成社会地位不平等诸多问题早为人们所病诟。
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究竟以何为突破口应该斟酌再三。
以“合法固定居所”为户籍改革方向的积极意义有几个方面：一是可以解决长期以来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人户分离”问题；二是有利于现有城市人口的稳定，便于管理；三是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四是适当降低了人口迁移的门槛。
但以“房”为导向的户籍改革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首先，这一政策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房地产的置业导向。近年来大中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其负面影响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如果户籍改革再与房子挂钩，很有可能助长房地产业泡沫。其次，以住房为导向的户籍管理，对社会发展促进作用是不平衡的。在此之前，有不少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以房地产业为主导，如在某城市买房就可迁户口。户籍改革本来是一项社会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应该全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只以住房为导向，受惠的主要是房地产业，这种做法有失偏颇。再有，以住房为导向解决户籍问题也未必公平。尤其是在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房屋价格近年来飙升，有能力购房者还是少数。而且，有些人在此购房只是其投资置业的一种手段。这些人的工作和事业往往并不一定在这些城市。北京、上海近几年售出的一些中高档楼盘到了晚上漆黑一片，有如一座死城。户籍优惠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最后，以固定居所为户籍依据，在执行时也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不好解决。如“固定居所”的概念如何界定，买房算固定居所，租房算不算固定居所？在一地居住多长时间才算“固定”？多人落户一居所是否也算“固定”？等等。
一个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确立，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居住？在发达国家，常常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政策优惠，就是希望人口的迁移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不再以“居所”的概念为基础，而是与个人纳税结合起来，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以“税”为准的好处大致有四：
其一，鼓励有能力的人留下。自从国家将个人纳税免除额提高到1600元以后，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能够坚持纳税的应该是比较有能力的人，这样的人留在城市里无疑对增加城市活力有积极作用。
其二，给纳税人以正面导向。前不久有关部门搞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人纳税统计调查，其结果并不理想，这些部门就抱怨人们的纳税意识不强。其实任何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对等的。个人纳税是一种义务，自然也就有相应的权利。但现在强调义务多，强调权利少，甚至没有。一个长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一旦需要社会救助主张其权利时，他的所得大概不会比一个从未纳过税的人多一分钱。这怎么激励人们纳税？如果借户籍制度改革之机，将纳税与户籍优先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导向。
其三，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一次性购房，确实可以对城市经济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过于局限，仅使一个房地产行业受惠。而鼓励人们积极纳税，主动纳税，受惠的是整个社会，城市经济均衡发展，全面繁荣。
其四，便于操作，切实可行。纳税人记录容易统计，标准明确，执行起来没有技术性障碍。而且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实际接受能力，以纳税额或纳税时间制定户籍准入标准，灵活掌握。
当然，人们还会有疑问，如果以个人纳税为标准，是否会有相当一部分外来群体长期、甚至永远得不到户籍准入？这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样，以住房为标准也会存在这种不公平。以住房为标准，是一个消费依赖型城市；以纳税为标准，是一个建设发展型城市，就看如何选择。
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大型中心城市的个人发展机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远远高于落后地区，人们拥入大城市的压力长期存在，城市管理者的现实选择只能是部分接纳。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均衡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