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根本职能是配置资源。可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难题是，中国政府手头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被极大地挤压，行政权利替代了金融市场，越来越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
早在2006年第二季度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金融界人士就开始呼吁：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突出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大对社会事业支持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在这方面的零星变动，并且在政府控制资源这一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一点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意思。
毋庸置疑，在这样的财政体制约束下，金融市场要想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能是个梦想。
早前《福布斯》杂志曾推出一个税收痛苦指数，指中国的税负水平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高。于是，中国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搞了研究，发表了《关于中外宏观税负的比较》的长篇论文，以兹证明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这篇文章称，1990年至2005年间，工业化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最低值为21.8%、最高值为23.78%的区间内波动，比我国同期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出7到13个百分点。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5.65%.就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而言，我国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工业化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1990年至2005年间保持在最低值为31.4%、最高值为33.39%的区间波动，比我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基本高出一倍。
当然，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官方”数据来证明这一结论。不过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中国的宏观税负，真的就只有社保负担和税收负担这么简单吗？大量的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哪里去了？如果我们再考虑社保上巨大的资金窟窿，这全部计算下来的中国税收负担恐怕至少要翻番，并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43.62亿元，增长24.3%；2007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6%.2006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21.9%；2007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2.5万亿元，增长近30%.有意思的是，将上述财政收入的数字减去税收收入的数字，意味着全国非税收入仅有2000亿元不到的规模。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因为早在2005年，财政部就曾在“政府非税收入国际研讨会”上披露，2004年，全国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大约为10523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39.8%.换言之，还有高达40%左右的财政收入规模的非税收入，没有统计到财政收入当中。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同期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据中国财政部官方网站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增长速度高达41.1%.
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经过2005、2006这样的高速增长年代之后，中国有统计的非税收入规模已经在2万亿元以上了，相当于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很难在官方财政部的统计范围之内，如2007年之前每年数千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就有相当大部分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照这么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比重也至少要增加10个百分点，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含社保缴款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大量税收收入落到了内资企业、个人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头上，这使得金融投资需求变成了少数大企业的游戏，而中小企业和个人的投资需求却被极大抑制。例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尚希就曾指出，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交的税占比高达80%；增值税在税收当中占了一半，下游的税负相对轻很多；外资企业缴税仅有内资企业1/3左右。难怪大型国企的利润最多！难怪外资企业的出口超过了半壁江山！难怪金融业对这两类客户都要争抢得头破血流！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不能再虚伪地用宏观税负很低来逃避财税体制变革的需要。现在中国需要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紧缩流动性，但货币政策空间却受到了有序升值的约束而非常有限，因此极为需要财政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以释放金融投资需求来吸收流动性。财政和非税收入持续快速地超过GDP增长速度，已经表明政府正在迅速扩大对资源的配置权力，这明显与全面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悖。所以说，减税应该成为当前财政政策的主要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