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视作“中国农村改革先锋”、“三农问题最佳标本库”的农业大省安徽，从未停歇探索农村改革新模式的坚实步履：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税费改革这两个伟大创造后，又把目光转向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摸索建立“无税时代”农村工作新机制，再一次站在了被称为“农村改革第三波”的潮头上。
打造“农民想要的基层政府”
根据改革的设计和实际推进情况，用两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此轮改革的目的就是让政府回归“社会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让农民成为真正自主又活力迸发的“市场主体”。
为此，安徽省将“第三波”改革的矛头直指农村发展中最难攻克的“堡垒”：上层建筑，重塑乡镇的布局与功能，以“效能革命”探索农村工作和县乡运行新机制，以政府功能转换创新乡村管理体制，努力打造“农民想要的基层政府”。
一是“减官”。宣城市率先推行了以党政主官合一、减少副职和领导职数为主要内容的乡镇领导体制改革，实行乡镇党政正职“一人兼”；党政班子成员由5-7人组成，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庐江县200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间，全县28个乡镇撤并成了17个镇，有“乌纱帽”的乡镇领导从409人锐减到153人。所有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舒城县将被农民戏谑为“七站八所、七拉八扯”的众多乡镇事业单位，撤并成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牌子”精简了65%，人员分流了3085名。
二是以创立“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为核心内容的“谋事”。颍上县在20多个乡镇建立便民政务服务中心，围绕扩大知情权和提供便民服务这一重点，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登记、身份证办理、户口转移、工商登记、务工证办理等38类、77个项目下放到乡镇便民政务服务中心审批，直接为百姓办理。
“硬补”加“软补”建立“多予”新机制
在对农村财务管理和对农民补贴方式上，安徽省创出了“乡财县管”的新模式，对粮农采取“直补”的方式。同时，为了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因投入分散、管理交叉而造成使用效率低下的状况，2005年初，安徽省财政部门主导的“支农资金整合模式改革”在金寨县进行试点。这次改革对“天女散花”式支农资金实现了“六统一”的新管理模式：统一制定规划、统一申报立项、统一下达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统一绩效考核。“一个漏斗”向下，使全县每年4700多万元各类支农资金流程缩短，效益大增。
相对于“硬补”，安徽省还启动了为农村发展补充紧缺人才等“软补”的措施。安徽省作出硬性规定：到城市公立学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基层服务；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务，必须在薄弱学校或农村中小学任教一年以上。到目前，全省已有1万多人次城镇骨干教师下乡任教。
安徽省委组织部经“千挑万选”，分批从机关选派1万多名优秀年轻党员干部派驻贫困村任党支部书记，经过3年多来的实践，给农村基层组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省财政专门为每名选派驻村干部下拨4万元“创业基金”，成了激活贫困村经济的“火种”。
让农民成为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
针对农村建设和农户生产发展普遍遭遇“金融瓶颈”，在省里支持下，大别山区的霍山、太湖等地依托财政资金支持，创出了一种全新的“村民生产发展互助基金改革模式”。
建国村民组，是霍山县大别山深山坳里的一个普通小村子。村里30户农民依托财政扶贫资金3万元、每户“入股金”100元，建立起“建国社区互助基金”，以低于银行的利息向农户有偿发放生产性贷款。股民们以一户一票的“纯民主方式”，票选出五人管理小组，用“互相监督、公开管理；循环使用、滚动发展”的模式，来经营农民自己的“土银行”。最早实施社区基金改革的霍山县，如今在全县建立了140多个社区基金项目点。
霍山县农民在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参谋不干预，指导不领导”的情况下，还以行政村为单位，由村民自主投票选举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委员会”，探索出“自我筹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村级公共事业建设新机制。如今，霍山县已有40%的行政村都选举产生了“建设委员会”这种群众性组织，大大缓解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附生难题”，带动了当地公共事业建设的高潮，也培养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合作经济迸发的经济活力与社会管理的辅助功能越来越引人注目：萧县200多个合作组织把15万农村能人凝成一团，每年增加的收入占到农民收入新增部分的一半以上。葡萄协会会长吴光明说：“我们有严格的章程、严密的运行机制，并代表农户与客户谈判。”
专家调研分析认为，安徽农村“第三波”改革激活了“人”这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当亿万农民内在的创造活力喷薄而发的时候，当一批又一批具有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的“新农民”成长起来的时候，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的脚步已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