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期内不会通过碳税、碳定价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9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竞争力”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研究员表示，限制排放在中国将主要通过有关能效、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政策得到实施。
姜克隽还透露，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正在考虑一项政策建议：让更多的中外城市“结对”——比如天津和墨尔本——促进减排。“我们特别鼓励那些欠发达城市加入其中”。
征收碳税暂不现实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与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欧洲议会就曾通过决议，要求欧洲委员会考虑对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的出口品加征关税。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董事托马斯。布鲁尔指出，虽然这一动议最终未获实施，但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担心，即他们的国际竞争水平会受挫于非协议国家的低能源价格。因此碳税等所谓“绿色壁垒”被不断地带入有关国际贸易的讨价还价中。
由于温室气体CO2排放量的增加是导致气候变迁的重要原因，有观点认为，征收碳税可使人们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从而促进环境保护。丹麦是世界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在1991年通过征收碳税议案，其税率由高至低分别为：交通事业、住商用电、轻工业、重工业。
但“现在考虑征收碳税是不现实的”，姜克隽直截了当地说。据了解，早在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挪威统计局就曾联合做过一个课题：《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虽然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姜克隽说。
他表示，近期内中国限制排放，将主要通过有关能效、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发展的国内政策，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计划得到实施。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也付出了长期努力。
2004年11月，中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开始实施，预计到2010年节能总量达4亿吨标准煤；2005年中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要求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15%的能源发展目标；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中国承诺会严肃完成全部目标。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此，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梅林德说“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节能减排不能等待”。
此外，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郭爱军等专家指出，碳税的征收是一柄双刃剑，它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减排量换技术
为了降低排放量，必须获取新的技术。目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上已有好几个实施技术转让的项目。
《京都议定书》第12条创制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双边项目有相关安排。2003年，中国与美国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寻求在许多领域的合作研究；2005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伙伴关系，重点探寻零排放量的煤炭技术，其中第一阶段英国起了主要作用。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新技术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壁垒，尤其是知识产权。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约翰。巴特教授认为，就技术带来的好处而言（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是提供发达国家排放信用），对中国采取知识产权壁垒其实没有必要。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想要完全以减排信用来换取新技术也不现实。他建议，应该大力发展“技术转让型CDM”，“减排量信用加上市场，来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刘德顺说。
梅林德向本报表示：“可以避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不是不能做到的事情。政府需要意识到，制定较高的环保标准今后会得到高效利用的巨额回报。要对外国投资者提高环保门槛，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政府可以同外国投资者谈判，以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交换最好的技术。不要担心投资者会走掉，他们总会回来的。最初，他们会拿着好技术来投资，你们提高环保门槛，也许会吓走一部分人，但中国的市场是如此巨大，很多人还会回来，接着磨嘴皮子，你们不要答应。最后，他们会带着最好的技术来中国。印度的新德里走的就是这条路。10年前，那里有两家欧洲和一家日本汽车厂家，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对汽车行业降低环保门槛，慢慢地，当地居民发现患呼吸道疾病、肺癌的比例越来越高，最终居民抗议政府提高环保标准，政府迫于压力制定了汽车排放的国家标准。如今，投资者对印度市场仍然趋之若鹜。”
这一设想得到了诸多与会者的认同。梅林德表示，节能减排最重要的是行动，中国已经开始了可贵的努力，不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