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新浪财经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税务总局专家称减税要有一定的制约或限度》，大旨如下：“有人提出是不是现在的税制改革就是要减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减税”，而专家认为，我们的看法不是这样，税该减的要减，不是说减的越多越好。国家财政需要收入，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
就会影响到国家财政的运行，政府机构、军队、警察、外交、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各项事业要发展，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减税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它又是要受到财政支出的制约。
按我国史上政府冗员最多的朝代是宋代，但宋代官民比例远远小于今日，即是说宋代吃官粮的人远不及今日公务员之沉沉夥颐。更不用说今人尚有古人未曾梦见的公车消费、公费出国之种种福利了。
专家的言论不值一驳。我忽然想起清末江宁布政使松寿的一件事。不妨今昔作一番对照，倒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清圣祖康熙于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全国下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这就是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所说的“永不加赋”。其余各项税收，也是能少征便少征。正如康有为在《列国游记》中所指出的，大清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最低。
话说大清朝的善政施行了百余年，到了光绪年间，有一些专家坐不住了，就向政府建议收铺捐。铺捐，顾名思义，恐怕就是大清朝商宅的物业税。户部的大人们一想这可好啊，开了那么多铺子，哪能不多交税呢？不多交税，我们怎么贪污啊？于是就通令各省总督收税。行文到了两江总督那儿，两江总督便问布政使松寿。松寿回答说：“内地商民大多赚不了几个钱，假如再去盘剥，怕是老百姓吃不消呢。”总督说：“朝廷的旨意，你都敢违抗？”松寿坚执己见，总督也只好把事情放下。
没多久，政府见两江地方不积极，又严命催迫，总督也只得准备开征。松寿说：“既然必须要征铺捐，征税的事既然是我布政使的事，那么用人必须由我。”总督同意了。
松寿找了四五个平时很了解的下属，这些人平时都有清廉谨慎的美誉。松寿交待他们说：“铺捐的事，就拜托各位了。你们出去看哪家商铺生意特别好，资产特别大，才准征税。你们几个，谁收上来的钱最少，谁的功劳最大。”下属明白他的用意，也就不用力征敛。
结果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猜不到。结果是各地征铺捐，搞得天怨人怒，皇帝没法，只得下旨取消铺捐。
要是换了别的朝代，这位布政使大人恐怕头上乌纱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