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经济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7月从江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财政部工作，一直从事财税改革和税收政策拟定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和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2004年底调到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工作期间，1992年11月至1993年11月曾到河南省商丘行署计划建设委员会挂职锻炼，任副主任；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在中央党校第16期中青班学习；2001年11月至2003年11月到甘肃省庆阳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有这样一组数据，总是让财税人津津乐道：现在一个月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前一年的收入；再把时间推到改革开放前，当时一年的收入现在一个星期就能实现。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杰回想起在税政司的那些日子，感触颇多：这么多年来，有利于确保财政稳定增长的收入分配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了，而其背后的坚实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要发展，经济实力要增强，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
赵杰说，这句话对任何一个走过财税改革道路的人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含义。“从财税改革的过程来讲，我们虽然关注的是收入问题，其实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发展问题。”
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越来越高
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时，税制设计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增加财政收入，通过提高税收占税利的比重，以税挤利，“目标是要提高到30%以上。”赵杰当时所在的财政部利改税办公室动用了全国大概几万户国营、集体企业普查资料的数据进行测算，将产品的工商税率按照其利润空间进行调整，对那些利润高、缴税少，税占税利比重低的产品，提高税率。
按照这样的设计模式，第一年运行还比较正常，税占税利比也提高了。让赵杰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税收开始下滑，相应的企业利润也开始下滑。从此以后，税收与整个经济的弹性比越来越低。“到1994年改革之前，税收与经济的弹性系数比大体在1∶0.6左右的水平。”
这样，决策者们开始反思，“这个弹性系数不断下滑，说明税收还是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企业不发展，提供不了分配的物质基础，最终税收也难以达到增长的目的。”于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们提出要走“简税制、宽税基、低税负、严征管”的路子，并且也没有把硬性的财政收入放在主要位置，而是将怎样通过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放在设计税收制度的第一位。
“再加上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那以后，整个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越来越高。”赵杰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基本实现了良性发展。“所以说，税收还是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同时，税制的设计也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税收中性原则越来越被接受
市场经济有其发展规律，价格作为市场的一种风向标，也有自己的规律。然而，上世纪80年代，由于我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价格的作用被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那时，税收成为价格的影子，赋予税收的作用是通过它来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调节和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起着第二价格的作用，因此，当时我们建立了产品税这样的税制。”在赵杰的印象中，工业产品设置了200多个税目，有20多档差别税率。
但实际上，事与愿违，价格不但起不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通过税率来理顺价格，也是越理越乱，不但价格的作用没发挥，税制的作用也混乱了。回忆起那段日子，赵杰无奈地说：“几十档的差别税率，在具体征纳活动中，产品适用税目、税率的划分和确定非常复杂，甚至同样的产品在全国各地存在着适用不一样税率的现象。”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基层税务工作者也许都记得这样的情景：比如，钟表适用一个税率，收音机实行另一个税率。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两个产品功能组合起来，一个产品又有钟表的计时功能，同时它又是个收音机，这个产品到底实行哪个税率成了当时挠头的大问题。赵杰说，类似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就看以哪个功能为主，或者按照强制性原则，从高征收。当时征纳双方的分歧、矛盾很大，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将近十年。
1994年税制改革时，税收中性的原则被提出来，通过普遍推行增值税，取消产品税，消除了税率对价格的误导和扭曲。“如今，我们的税制理念非常成功，这也包含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
最好的保护就是发展
以前，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我国曾对需要保护的产品实行高关税政策，比如，汽车过去都实行120%以上的税率。“我的感受是，其实，最好的、真正的保护是自身不断发展，否则，保护的就是一种落后。”赵杰深有体会地说，汽车工业走到今天，是通过合作，吸引外来投资、技术，进入市场竞争而来的。
1995年，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还比较滞后，大多数汽车都要从国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要。当时国家发放进口车辆许可证的指标很少，但是大街上跑着很多进口好车，怎么来的呢？赵杰对此一直迷惑不解。
“有一次，当时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刘克崮带我们去香港宣讲税制改革，他说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还特别叮嘱我们几个要说自己是商人。”到了元郎工业区，赵杰看到大大小小很多汽车拆装厂，更让他们好奇的是，拆装厂一般都是拆旧车回收零件，而这些厂拆的都是崭新的汽车。后经了解才知道，为了逃避我国整车的高关税，这些拆装厂把新的整车零部件拆下来，以零部件名义报关，这种税率之间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们既逃了税，又逃了进口许可证。”想起这些，赵杰依旧流露出担心的神情，“带来的问题是，不仅对国内汽车企业造成冲击，更大的问题是带来安全隐患。”曾经有德国的汽车工程师很痛心地说，他们为了提高整车的安全系数，每一个焊点都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测试。拆了以后再拼装，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如果遇到问题，整车的安全系数就大幅下降。
为此，他们以签报的形式给国务院打了报告，反映这个拆整为零、拆装进口、逃避税收、逃避进口许可证的现象。当时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迅速做出重要批示，国家还为此专门发了坚决禁止拆装进口车的文件。
“而今，随着我们加入WTO，逐步降低关税税率，逐步引进外来投资、技术，打开了市场竞争的大门，这些已经不成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赵杰认为，再怎么控制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保护就是发展，只有汽车工业发展了，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
赵杰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税收的稳定增长，有强大的财力基础。“改革30年，基本解决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问题，今后我国财政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支出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关注民生改善，重视公共制度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赵杰说，接下来，我们的政府一定要强化“花纳税人的钱是要有效率、有成本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