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家开发银行对外投资合作

　　最不发达国家需要“筑巢引凤”助发展；而中国有实力的企业需要走出去“挖金”，2009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国家开发银行共同主办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对外投洽会”，正好为中外双方搭建了这样一个促进合作的信息交流平台

　　最不发达国家来华引资

　　此次对外投洽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邀请世界上50个最不发达国家前来参会。那些异常贫困，没有资金参加此次投洽会的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资助，获得了与其他参展国同等的展示投资东道主国投资环境、推荐投资项目和吸引中国投资的机会。

　　11月3日，在对外投洽会现场，《国际融资》记者采访了前来参会的几个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我很感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他们提供的住宿、餐饮等条件都很好。而且，这个展会也办得很好，服务非常周到。”前来参会的坦桑尼亚投资协会的负责人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我非常感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对他们提供的各项资助都非常满意。”尼泊尔前来参会的代表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不过，他还表示，“未来，我们希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能够给予我们更多支持。”

　　在对外投洽会现场，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对外投洽会的最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重点投资领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基础设施领域，包括道路、通讯、发电、港口等。尼泊尔代表坦言，“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前去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水、电与通信等领域”。二是能源与资源领域，比如坦桑尼亚、苏丹与赞比亚等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矿藏和石油，他们在这些领域提供了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我们希望中国企业来我们国家投资能源。”坦桑尼亚投资协会的负责人表示。三是这些国家目前亟需发展的其他领域。

　　事实上，目前非洲国家急需招商引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战略规划与协调司司长Taffere Tesfachew介绍，由于疾病、内战等问题，最不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工资普遍也较低，工资增长速度较慢，必须依赖外在资源才能获得发展，一些官方援助可以帮助他们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带动其发展更显重要。2003～2004年全球FDI流向这些国家的投资曾达到历史最高点，但在金融危机后有所下降，因为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公司主要在矿产、石油和劳动密集型工业领域，这些外向型企业受到金融危机打击较大。

　　Taffere Tesfachew说：“最近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LDC(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援助大概降低了20%到40%左右，而要想恢复到过去的援助水平会很慢，大概需要九年左右的时间。这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中，将有可能在FDI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了实现能源和工业的需求，很多需要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可能会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有很多LDC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他们也愿意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中国的农业公司也和LDC国家的农业公司有很多互补优势。因为中国有着这方面的管理经验和生产能力，而在LDC国家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试图将他们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效益比较高的国家，包括LDC国家。”

　　Taffere Tesfachew最后强调指出，中国和LDC国家的合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对于LDC国家金融以及技术的支持，在最近几年增加了很多。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对LDC国家的基础建设进行支持，尤其是交通和能源行业，并且鼓励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投资，比如说提供财税方面的支持和减免措施。LDC也要改善他们的投资环境，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提供便利的条件。

　　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

　　“我们企业是从事石油化工的，我们企业现在希望能‘走出去’投资，今天来展会主要是寻找一些项目。”11月3日上午，一位前来参会的中国企业负责人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事实上，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和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投资的实践，中国将进入参与国际投资的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因此，从理论上讲，中国企业有必要“走出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中国30年引进外资带来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深刻的巨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GDP年均9%增长，2008年中国GDP已经突破了30万亿元。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以说与利用外资是密切相连的。在过去30年里，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9000亿美元，连续16年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据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局负责人梁惠江在对外投洽会上介绍，利用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设资金比较匮乏的条件下，利用外资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在过去30年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对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都保持在10%以上，高的年份达到17%。第二，利用外资加快了国内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利用外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技术，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利用外资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从198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4%，上升到2008年60%左右。这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梁惠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结构调整、对改革的重要意义，远远大于我国所获得的外资数量。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力不断增强，“走出去”的时机和条件也随之成熟。据了解，不少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走出国门，浙江民营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当前“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企业对外投资的境内主体数量和建立的境外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有业内人士认为，非洲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蓝海战略的最佳选择地，现在是进入非洲的最佳时机。其原因是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走进非洲是企业开展国际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过，一些前来参会的中国企业界人士也指出，像非洲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在提升FDI吸引力方面还有一些不足：首先，在政策层面，这些国家需要明确招商引资方面的法律规则和政策环境，以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其次，它们在对外国投资者保护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应当做更多努力，并应更注重处理与外国投资商的关系；第三，这些国家亟需完善一些关键性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电信等。

　　“尽管投资这些最不发达国家风险较大，但其吸引外资环境近来也有改善趋势。”对此，Taffere Tesfachew表示，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刚刚结束了内战，现在有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政府在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放权，实施私有化，贸易方面引入更多便利化措施，法律层面上改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他们已做好多方准备接受外国投资。这些国家还出台了一些区域融合策略，以吸引寻求进入区域市场的外商前来投资。

　　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

　　大多数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实施收购兼并上需要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但据了解，在对外投资上，中国金融支持力度目前还不够，仍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

　　对此，梁惠江表示，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在这方面给予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很多的支持，国开行依据在国内取得的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经验，包括行业的优势和中长期融资的优势，在国际业务发展中初步形成了为资本投资项目提供中长期投融资服务的商业模式。这与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短期融资服务的业务模式有所不同。

　　另据了解，国家开发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中始终坚持五大原则：一是坚持互利共赢；二是坚持优势互补，发挥政府合作、金融合作、企业合作，系统的合力；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四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好各大领域的前期规划；五是坚持务实高效，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开展项目合作。

　　梁惠江告诉记者，根据上述原则，国家开发银行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国际业务：首先是国家开发银行的传统优势领域，包括重大基础设施以及配套项目。第二，民生领域，包括农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重点贷款对象是包括国内外的大型企业，还有国外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区域的跨国机构等。重点关注的地区包括亚太、非洲、拉美。国家开发银行在过去几年里实施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融资支持项目，例如2009年2月国家开发银行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管道公司提供250亿美元贷款。第三，中国和委内瑞拉共同发起中委联合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代表中方出资，目前已出资80亿美元；第四，与巴西石油公司签署了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协议。除此之外，国家开发银行还出资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整个基金总份额是50亿美元，到位的首期资金是10亿美元。

　　梁惠江还表示：国开行还将充分利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这个平台，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与合作提供金融服务。他指出：中国人口众多，2008年人均GDP是3315美元，仅列全球的第106位，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还很不平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间阶段。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国开行将一如既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他告诉记者：目前，国开行在全球80多个国家有贷款项目。

　　那么，国开行在支持国企与民企“走出去”上是否有区别？“主要看项目本身，贷款对象不分国企与民企。”在11月3日对外投洽会上，梁惠江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据前来参会的一位浙江企业的总经理告诉记者，投资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而当记者问及国开行如何避免不发达国家的战争与法律风险时，“我们主要通过构建有效的信用结构，包括投保各类信用险来管理这些风险。”梁惠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