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的问题，既简单又很难回答。

　　简单的是股权激励肯定需要。因为金融服务行业以人力资本为主，所以股权激励肯定要得到认同。目前，私募基本上都实现了股权激励，但公募行业还未实现。

　　在我看来，股权激励是一个必须执行的事。

　　而且，我不认为实现了股权激励以后，优秀公募人员就不会往私募跑，还是会跑，因为一旦实现股权激励，只是表明公募基金更认同人力资本的价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真正解决起来却很难。因为从社会角度来讲，外界认为公募从业者的收入都不低。

　　为什么还要谈股权激励呢？因为这里还存在一个社会“公平性”的问题。

　　只有从机制上认同团队的价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基金公司才会从长远出发，从根本意义上去落实投资者的利益。

　　董事长的职责尴尬

　　基金法虽然对基金管理人做了一些规定，但这并不是重点。基金公司的治理可能更多的是受制于《公司法》和证监会的六个规定。《公司法》尚有许多的问题，更不能依赖于《基金法》。

　　又如，我们有大三会、小三会，这些形式同样困扰着基金公司的治理。

　　按照《基金法》的规定，基金公司总经理应该是主要负责人，可是股东考核时认为董事长是第一责任人，那么我是冲到第一线打仗去呢还是以治理完善为重？这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造成的问题。

　　另外，《基金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问题。比如，监管部门说，就算是实行备案制，也要征求审批的意见。

　　可是，我们基金公司不可能像高盛一样，去和监管部门打一场官司。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在公司治理的问题上应考虑如何将法律落到实处，即有法必依，強化法制，减少行政因素。全国人大在制定法律的同时，还应加強对法律执行的评估分析。

　　独董不是花瓶

　　此外，我想对《基金法》修改提两个小建议。

　　第一，应该对基金公司的董事结构进行优化。美国四十年代的投资公司法就规定独立董事的数量应达到40%以上，十分强调独立董事的作用。

　　我认为，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如要取得公信力、真正把公司的治理结构处理好，独立董事就需要发挥作用，而不能是一个花瓶。

　　第二，在股东界定的问题上，目前《基金法》对股东本身的要求过于绝对化。我认为，应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股东背景考虑。因为基金公司关键是靠人去做的，而不是有证券背景的股东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