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之后，茅于轼老先生最近又有新噱头。针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茅于轼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8000以上。
目前，我国个税起征点为2000，茅于轼一张嘴就把起征点翻了四倍，自然令人关注。山东齐鲁电视台的《开讲天下》栏目就此话题制作了一期节目，结果在1万多名参与直播互动的观众中，有64%的人支持个税起征点不应超过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为个税起征点，只有14%的人支持将8000作为起征点。
为何大多数观众的想法与茅于轼的观点大相径庭呢？我想有三种可能。一是茅于轼只为少数人说话，因此与普通民众想法不一样；二是茅于轼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很业余，在不了解国情的状态下异想天开；三是“个税8000起征论”压根就与严肃的思考无关，这么说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吸引眼球。
近年来，“名人＋屁话＝新闻”成了许多媒体趋之若鹜的报道模式。一些名人动动嘴皮子，提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或者说一句违反正常逻辑的话，就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从表面上看，这种模式的大红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定律，但细想想，又不是那么回事。在现实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难发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闻，可“名人＋屁话”现象在当今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与“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么还能成为新闻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媒体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压力。为了发行量和点击率，许多媒体都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名人”和“屁话”无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对一些媒体记者来说，做发掘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而“名人＋屁话”的新闻却具有供应数量大、采访成本低、社会反响热的特点。因此“名人＋屁话”式新闻很受商业媒体的宠爱。
其次是“名人＋屁话”有利于炒作。屁话一出，往往会挨骂，而挨骂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体和当事人要的是关注度和知名度，当事人的脸皮经过无数炮火的千锤百炼，早已百炼成钢，他是不怕你骂，就怕你不骂。娱乐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学术圈的茅于轼、张维迎等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有人说，既然如此，面对“屁话”时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吗？不答理还真不行。就像茅于轼的“个税8000论”，如果不去批评它，如果没有《开讲天下》这样的互动栏目表达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会迷惑很多人。可你一骂，就正中媒体和当事人的下怀。
“名人＋屁话”式新闻为媒体带来了发行量和点击率，为名人带来了知名度和出场费，可说是两者的“双赢”。但对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而言，“名人＋屁话”式新闻却是公众和学术的“双输”。
在此类新闻中，争论围绕一句惊世骇俗的“屁话”展开，但这句“屁话”往往与现实、常理无关，因此，不管炒作得多么热闹，公众很难从中得到营养。这种新闻大行其道，不但起不到开启民智的作用，反而会让严肃的话题娱乐化，使公共舆论的焦点偏离真实的社会问题。
我一直以为，像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这些娱乐界人士，靠标新立异走红，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也娱乐了大众，也算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还可以理解。可像茅于轼、张维迎之流，顶着经济学家的帽子，却以芙蓉姐姐的方式将严肃话题娱乐化，就不是在服务社会，而是在危害社会、误导学术了。他们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国穷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大学）收费太低”、“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这类特别的论断吸引了眼球，达到了自我炒作目的。可是，他们却挤占了媒体的大量版面，误导公众为一些“屁话”争论不休，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对于其他安坐象牙塔的学者们来说，茅于轼们的大红大紫也是一种诱惑。如果靠标新立异说屁话就能走红，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枯燥、艰苦的学术研究呢？
媒体放弃社会责任是社会的大不幸，学者将严肃问题娱乐化则是教育和学术的大不幸。但愿“名人＋屁话”式新闻的大红大紫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暂时现象，当更多的媒体和公众认识到它的危害后，会主动摒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