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由于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到8000元的观点，广受关注。日前，他出现在 “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主题论坛暨 《2008公民税权手册》发布会上，《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本报记者针对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NBD：您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到8000元？
茅于轼：对，这个观点是我提的。1982年开始征所得税的时候是800元，那时候的平均工资不到100元，是平均工资的8倍。而现在平均工资至少1000元，如果按8倍计算的话，就是8000元。
NBD：2006年1月1日从800调到1600，2008年3月1日的时候又从1600调到2000，这两次政策都是微调，您觉得这次可能大调吗？
茅于轼：可能性确实不大，税收的调节，当然要避免动作过大。但个税不是主要税种，也不是税收的主要收入，只占整个税收的7%多。主要的税种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这些税。
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怎么调解这种差距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税收，还有次要的办法，比如通过民间的慈善活动，但比较有效的办法还是通过税收，特别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赞成向富人多收税来帮助穷人。
但我们现在的税收只能够对工资征税，而其他收入搞不太清楚，特别是富人所得主要不是从工薪来的。富人所得主要是财产所得，他们有钱，再通过钱赚钱，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而这部分收入税务局是不知道的，也很难知道。
国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简单来讲就是个人申报。你自己老实讲有多少收入，然后政府来审查，万一查到你隐瞒不报，就要处罚了。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这种方式了，我很赞成12万以上申报个税的做法。个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贫富差距，我很赞成这个功能。
NBD：温总理在今年年初时也谈到，今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想请您谈一下明年中国经济的情况。
茅于轼：我觉得这次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我们国内的结构调整已经发生了，首先就是人民币升值了差不多20%，迫使我们的出口行业进行了调整。
现在危机来了以后，外面的订单减少了，所以这方面的压力也更大了，而且有好几百万民工已经回家，他们现在失业了，失业以后就会造成老百姓购买力的降低，这就会进一步恶化需求，这种影响会慢慢扩散开来。
但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长处就是中国的企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上、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看南方的企业，二十年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产业升级还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老用低劳动、低环境成本这种方式来争取国际竞争力，必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NBD：政府提出的4万亿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作用？
茅于轼：现在政府拿出四万亿搞投资，我对这点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政府这个措施对于GDP的拉动会有效果，但对于就业并没有效果，它不是瞄准就业，而是瞄准GDP的。
我们比较一下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他还没上台时就宣布要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经济危机不要紧，可怕的是失业的问题。你看我们的房地产，再这样降下去，新开盘的房地产恐怕就会很少，而大量借助于此就业的民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就业问题马上会变成全国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筹了很多资搞铁路、地铁，几十个亿，创造的也就是几千个就业。
还有一个状况要提醒大家，最近中央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放宽，这一条很重要。农民可以通过小额贷款来创业，现在回乡的农民很多，他们现在没有事儿干，他们在发达地区有了对市场的关注，有些农民很想创业，但是没有钱，如果你把钱借给他，可以让他们创业并且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