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现财政收入不能完成计划的情况，那么决策层可能将采取结构性增税和调整预算、增加赤字的措施，以应对“钱不够花”的情况，而资源税和烟草税将是可能开征或提高税率的税种。（《第一财经日报》3月16日）
为应对世界金融风暴对国内实体经济影响，我国实施了“史上最牛的减税计划”——从全面停征利息税，到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实施单边征收，再到增值税转型改革，以及对小排量汽车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数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等。这一揽子结构性减税计划，实际减税额度接近6000亿元，超过此前公布的5000亿元。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效益下滑和大规模结构性减税的双重效应下，我国的财政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地下降。基于此，包括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在内的一些财税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结构性增税计划。
所谓结构性增税，依笔者的理解和判断，与结构性减税的性质和特点大致相同，就是允许开征新税种，或是提高个别税种的税率，以实现增加国家税收的主旨。确实，在目前国家实施经济刺激方案急需用钱的条件下，倘若实施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并举，不仅能舒缓财政扩张性支出的压力，也能促进税收结构向良性方向发展。
然而，尽管权威专家提出的结构性增税计划，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意义，但笔者觉得，在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实体经济冲击仍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刻，贸然提出结构性增税计划，显得很不合时宜。
首先，结构性增税不仅与刺激经济计划背道而驰，而且也缺乏精准度。从权威人士透露的信息来看，现在可以增税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资源税，另一个是烟草税。对于资源税开征来说，尽管目前没有通胀压力的顾虑，但如果资源税一旦开征，势必会涉及到资源性价格要素，传导给下游企业，从而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到国内经济复苏进程；至于提高烟草税税率，不仅不利于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烟草加税会落到穷人头上。研究发现，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穷人的吸烟率都远远高于富人。譬如，泰国最近发表了一组调查数据，在该国1000万烟民中，64%属低收入阶层，他们所受教育不多，有工人、农民和司机等。
其次，我国的整体宏观税负并不低。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公共收入的绝大部分，可以用宏观税负作为公共收入规模的近似指标，我国则不能。因为，我国政府收入的特点是“税费并存”。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仅是预算内收入，实际上，国内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比如，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收费、罚款和硬性摊派收入等等。倘若把预算外收入和税收收入两加起来，当作宏观税负率的话，有专家曾做过统计，以2005年为例，整个政府收入则占GDP高达34.43%，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整体宏观税负要远远高于不少国家。
此外，巨额财政赤字也并非是结构性增税的理由。我国的财政赤字在1998年以前并不多，只有500亿元左右，1996、1997还略有减少，只是在1998年后才突然出现急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则破天荒地达到了9000亿元，而这直接来源于政府以扩大投资为内核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巨额财政赤字的出现，是政府主动追求的结果，不是真正意义的财政困境。因此，面对成倍增长的财政赤字，我们一方面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控制政府自身开支，节约行政支出，而不能轻易打结构性增税的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