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辉说，由于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产业分工和金融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它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体现在经济的增长模式上，即长期依靠外部需求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随着美国调整发展模式而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危机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将加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中国的美元储备资产实际购买力的缩水，增加了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损耗，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美元长期贬值将引起国际资本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各种资产价格造成潜在压力，削弱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遏制内部需求。三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资源密集型工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的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四是外部需求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从而可能危及银行部门的信贷资产质量，威胁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五是国内金融市场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将改变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和方式。
在谈到中国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时，曹红辉指出，首先，对中国而言，应对危机的长期对策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增强自我的经济发展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国家刚刚公布的一揽子扩张性政策，从扩大投资需求和改善民生的内部消费需求着手，完全符合眼前扩大内需的需要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
曹红辉还建议，对扩张性政策措施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应增加对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完善目前的技术教育体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青年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具有较高素养的高级技工，为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积累人力资本。
曹红辉分析认为，由于个人所得税并非主体税种，2006年仅有2400亿元，仅占全部税收的7%。即使提高费用免除额的起征点，动态地看，未来3至5年，直接导致的减收也不超过1000亿元，对财政收支影响不大。但因此可能刺激城镇居民增加更多的消费需求，促进信心的恢复和其他税收的增长。具体而言，沿海和内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费用免除额向上浮动10%—20%，发达地区可从2000元的费用免除额提高到3500元—5000元，内陆地区则可提高到2500元—3000元。
对于到海外金融市场“抄底”的想法，曹红辉认为应加以摈弃。他说，金融资产的交易难以判断是否到了底部，而且目前国内机构的操作能力与风险管理远不适应这一市场。目前，海外投资策略应将重点放在对石油、天然气、矿产、森林、农场、牧场等海外资源、高科技技术及企业、具有较强工业设计能力的小企业、市场营销的终端网点等实物资产的收购和投资上。这样，一可控制更多的矿产资源，为今后的内需导向型增长模式强化资源基础；二可缩短国内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的周期，增强创新能力；三可提高出口商品的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