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被业界高度关注并寄予厚望的上海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产品试点并无实质性进展。
3月25日，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来自财政部、保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及德国、英国、北美的私人养老金专家与国内的学者就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进行了交流、探讨。
会上有学者提出，当把代表国际主流发展趋势的递延纳税型补充养老保险（EET）模式移植国内时，它与我国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的冲突令其复杂化，这是政府部门难以抉择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商业补充养老保险必要性、急迫性，政府与业界及专家学者早已达成共识，而且国内就EET进行了多年研究，举办了多次国际交流。作为中、英两国政府合作支持的项目之一，2009年中国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成立了“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税优政策激励计划研究”课题组，此次国际研讨会正是课题的计划之一。
“借鉴国外经验是必要的，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确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速度、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政府更关注能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的是适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要理论上行得通，可操作性强。”
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表示，延税型养老金制度与国内分类所得税制的抵触导致了任何EET模式都难产，包括个人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这似乎是企业年金税优模式近10年始终表述模糊、难以抉择的一个原因。”
“可以移植国外养老金税收的方法，但移植不了他们的税制。”郑秉文表示，税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中国老龄化形势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部分TEE”可做过渡性试行，待时机成熟，再转向“纯粹EET”。
“目前中国是采取税源扣税、代缴代扣的办法。那么税优政策是面向保险公司，还是给个人？”中国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认为，如果作为鼓励保险公司拓展市场发展养老保险，如何保证保险公司把税优政策让利给客户。所以要研究让客户感到惠及个人的税优方案。“必须考虑养老产品的问题。”
养老面临“个人承担责任的新时代”
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姜波阐述了金融危机对全球养老保险业的冲击。他表示，在国际养老金监管界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中，坚持多支柱养老的市场化方向是养老保障发展的总体方针，改变计划模式和加强风险监管是危机的应对措施，保护收益人养老权益是最终的目标。
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国际养老金及养老金业务总监米毕嘉介绍，经合组织的测算，退休后养老收入的替代率需达到70％，方可维持生活水平。稳定可靠的养老机制需要多个支柱，以平衡各自的风险，并达到可接受的总体风险和收入水平。
米毕嘉说，德国从2001年开始养老金改革，逐步降低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提供税收优惠与津贴。之后在2004年、2005年、2007年不断地对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养老形势的需要。各国政府的具体做法可能有所区别，但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简化税务法例和增加税务优惠。“德国新的养老金制度使得低收入人群的受益最大，并提高了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加强了个人责任感的意识，通过增加资金供应，强化了资本市场。”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我国面临3万亿多元隐形养老负债，单靠政府财政无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姜波表示，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体系第二、第三支柱发展严重不足，第二支柱总量仅为1500亿元，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保险发展更加滞后，造成养老保障对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
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城镇职工养老水平偏低，退休后人们的生活质量落差比较大。李俊生介绍，目前我国城镇职工退休金替代率只有等于或低于56％。“这是官方数据，实际上天津只有36％；在北京不同行业的替代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务员70％，高等院校大约为40％，低的只有30％。而产业工人在不同行业间差异更大。”李俊生认为，这也说明，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养老体系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分步建立补充养老险递延纳税制度
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的瘸腿也成为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短版。郑秉文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通过补充养老保险提高替代率。”郑秉文强调，这完全能市场化运营，国家不多给钱，通过税优政策鼓励发展商业补充养老保险。
“可以结合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与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完善，分步建立并健全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延期纳税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一位负责人认为，必须对相应的改革环境予以评估：一是建立健全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从立法层次上解决此计划的法律环境；二是充分考虑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及相关监管水平，防止监管不力；三是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选择好时机出台。
“下一步选择三个左右的不同级次的地区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上述人士表示，上海作为先行地区，将制定出一个完整的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