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季度圆桌讨论中，多位首席经济学家明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经出现向下拐点，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将出现以公开市场操作放松和信贷政策适度放松为表现的微调。
首席经济学家圆桌讨论还认为，未来在财政政策方面政策放松的空间很大，而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内部。
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减税
第一财经日报：在货币政策之外，如果宏观政策出现微调，财政政策的微调会集中在哪些方面、规模大概会有多大？
沈建光：温家宝总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当前财政最重要的是做好两件事，一件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第二件是采取多种措施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可以看出，减税、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是未来财政政策转向更为积极的标志。
今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可以为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增支创造空间。前10月，全国财政收入为90851.6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9951.86亿元，增长28.1%。全国财政支出7755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566.34亿元，增长27.2%。财政盈余累计为13292.08亿元，大大好于前两年。我预计，年末或明年年初可以有至少5000亿元额外财政投入民生方面。
屈宏斌：继国务院决定2012年在上海实行服务业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之后，预计政府应该在削减中小企业、服务业和出口企业的税负上推出更有力的措施。减税的步子完全有条件并应该再大些，应该在新一轮的局部宽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政府还应该增加保障房的建设投入。
此外，地方债试点也使地方政府能够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基建项目的建设。
鲁政委：在财政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减税。温总理强调未来要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但目前结构性减税还仅仅局限于降低一些税种税率这一层面，而在有些时候，单纯地降低税率未必能达到真正减税的目的，我们还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优化税收抵扣征管规则。我们需要针对第三产业，引入新的抵扣内容和征税税基的计算方法。
其次，“费改税”的改革也得继续推进。对企业而言，税和费是一样的，都是企业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能只谈减税，也应该继续推进费改税，尽可能减少费的征收，甚至直接用税取代，以此提高企业负担的透明度。
至于减税的整体规模，年内可能不好估计，也许要等到明年年初做预算的时候才能进行匡算。
连平：从财政稳健的角度来看，未来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非常大。其中，结构性减税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税负重等有很大的积极意义。除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外，财政部近期宣布，自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预计未来还会实施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增加转移支付政策，具体的规模仍需观察。
刘利刚：尚难估计规模到底有多大。减税和增支都可能遇到不同利益集团的抵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减税更加有必要，但这需要政治决心。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税率降低了，但税收并没有减少，这表明征收的力度在加强，在这样的模式下，需要更大幅度地减税来刺激消费。
张智威：我认为2012年的政策力度不会像2008年末那么大。从温总理最近的讲话来看，结构性减税、刺激内需应会成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向，但短期内财政政策的力度也不会很大，而是微调。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为2012年的政策奠定基调。
外部风险不确定性较大
日报：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内外环境的讨论，既有内部的房地产价格下跌、银行业资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民间信贷等方面的风险讨论，也有外部层面的出口下滑、资本外流等讨论。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来自哪里？
屈宏斌：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于出口，预计出口增速会在目前15%-16%的水平上继续下滑，未来几个月将可能出现个位数增长。
欧债危机短时间内仍难解决，而欧元区经济基本面已经开始恶化。10月份欧元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欧洲很可能将在四季度出现小幅的负增长。欧债危机的解决需要欧洲内部政治层面的协调和决断，仍有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数据有所好转，但私人部门的减债仍将继续拖累消费需求的增长，公共部门的减债也会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长1.8%左右。
当然，出口继续放缓但不大可能全面崩溃。出口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需减弱的冲击，而且全球经济未来的弱势复苏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这意味着过去20%-30%的出口增长恐怕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出口企业需要面对较长时间外需缓慢增长的挑战。
连平：目前来看，内外部的风险同时存在，相对而言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较大。
地方融资平台整体风险并不显著。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具有现金流自偿能力的全覆盖比例较高，大约为57%，而基本覆盖的比例也达到24%左右，两项相加约为81%，这也意味着八成以上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较为安全。2010年融资平台贷款增速已下降至20%以下，风险进一步集聚的可能性较小。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平台贷款的主要来源，此类银行获得政府支持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温州民间金融局势有望逐步稳定。而欧债危机则可能进一步深化。欧债危机进一步扩散到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大国，将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意大利的经济增速很低，同时负债率高，财政赤字较大，未来偿债能力堪忧。与此同时债务负担沉重，短期内债务危机难以得到有效化解。并且由于意大利GDP规模位居欧元区第三、意债占整个欧债比重达26%，如果像希腊那样减记50%，将可能导致欧元区系统性风险和世界经济复苏受阻。
刘利刚：内外部风险仍然存在。内部风险在于房地产市场的“硬着陆”，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银行体系和融资平台都会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中国应该考虑更加市场化的政策，保证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
外部风险在于欧元区的严重减速，欧债危机仍然看不到曙光，同时，欧元区国家将需要很多年来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增长乏力的问题，这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外部风险。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强于预期，这将减轻外部需求大幅下滑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来稳步推进经济的发展。
内部风险主要是房地产
鲁政委：我觉得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来自国内，目前很多机构认为，可能会阻碍明年中国经济的那些“地雷”，我个人认为都不是问题。
首先，以外贸为例，市场认为由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疲弱，明年中国的出口会下降得很厉害。但是，欧债危机已经持续一年多了，但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并未大幅减少，出口同比平均增速依然保持在23%-24%左右的高位；美国经济虽然不行，我国对美出口一年来的平均增幅也有20%。所以即使欧美继续维持现状，中国出口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其次，外界还很担心明年国内的投资可能下滑得比较厉害。其中，铁道部的负债过高、地方债风险，都是导致市场担忧的理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铁道部债务问题已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也得到展期，地方独立发行地方债也提前到了年内进行，明年可能会有更多地方独立发债。其实，我认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在短期内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因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只是偿债时点过于集中导致的流动性不足问题，而并非偿债能力问题。随着地方政府被允许发行地方债，部分贷款也得到展期，流动性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地雷”是房地产，因为目前房地产平稳降价的通道并未疏通。如果未来地产商能够按照商业原则调整价格的话，房地产业的风险就会得到释放，影响中国经济的所有“地雷”也就全部排除了。
沈建光：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房地产，其次是海外风险。房地产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泡沫正在转向商业地产。目前房地产的销售量下降明显，房地产商拿住宅用地的热情在下降，今年用地购入比同期减少70%，而房地产商拿商业用地热情较高；二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的冲击较大。考虑到地方政府过去一直对土地收入依赖较大，目前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已经受到了影响；三是房地产调控持续的时间可能长于预期。
张智威：中国经济未来半年里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来自国内房地产市场，10月份单月总体新开工面积同比仅增长2.2%（8月份32%；9月份8.9%），这预示着未来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鉴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高达25%，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仍倚重投资，这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风险不容忽视。
其次，海外市场疲软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风险。尽管出口依存度较2008年时明显降低，但2011年三季度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仍有29%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