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龙是温州龙湾区一家制鞋企业的老板。12月中下旬，他去了一趟广州出差，仅4天后回来就发现，他所在的龙湾区旅游局局长王某自杀身亡了，他还发现，身边又逃跑了6位熟悉的企业主朋友。
年关越近，有关企业的坏消息越多。
这些事情表面上多是涉及民间的高利借贷，但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人工工资涨价，融资的成本还在继续上升，税负沉重，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锐减。
“今年企业真的很难做，比去年差多了。”仅从鞋业来看，虞龙明显感觉到内销和外销都不理想，“做零售的老板吆喝到死，今年都没人买东西”。
“市场上基本没什么生意，酒店也没什么生意，娱乐场所更没什么生意。”虞龙说，这是温州目前的现状。他预计，年底，企业倒闭的现象百分之百要到来。
这与《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其他多位企业主判断完全一致。
温州市一位职能部门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前段时间，他们专门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要求大家做好企业倒闭现象出现的准备。
“过年前后，会一直倒下去，基本上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虞龙想了想，唯一较好的出路或许就剩下减税了。
逃税与生存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曾在媒体上撰文披露这样一组数据：今年1—6月份完成的5.2万亿元全国税收收入中，来自各类纳税人的份额如下：国有企业14.1%、集体企业1.0%、股份合作企业0.5%、股份公司46.3%、私营企业10.2%、涉外企业20.5%、其他7.4%。
该组数据揭露的基本事实是：在当前的中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法人的缴纳。只有不足10%的税收，是由自然人居民缴纳的。
另有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占去了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北京一家典型的文化类中小企业，一般情况下，大约要缴纳如下税项：增值税、营业税、文化事业建设费、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车船税等等。以2010年为例，该文化企业总收入3000万元，税前利润率大约在13%左右即390万元，扣除所得税100万元，净利润率在10%左右即290万元。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企业所得税的全年应缴税额应在355万元左右，扣除增值税退税45万元，实际税负310万元。实际税负略高于净利润。
这种情况显然要比浙江的那些中小制造业企业好许多。
“已经到了不逃税漏税就无法生存的地步。”虞龙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若严格按照纳税标准缴纳，像他们这样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一分钱都没得赚。“所以，现在的中小企业所有的税收几乎都没有交齐的。”
蔡学文是浙江安吉县一位家具企业的老板，他感觉负担最重的是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不管你的工厂生产还是不生产，工厂所占的土地使用税必须要缴纳，基本上按照地段来征收，有个地区差，平均每平米大约是8到10元一年，企业的面积越大，缴得越多。”
作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浙江的土地极为紧缺，土地使用税大多在全额征收，而且最近几年上涨得很厉害。中西部地区在这一项税的征收上，多有一些优惠减免政策。
蔡学文的工厂大约占地400亩，以每平方米最低标准8元缴纳，每年缴纳的土地使用税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分两次缴纳。他的家具厂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毛利润率以10%计，每年的毛利润大约在500万元左右，200万元的土地使用税要从利润当中拿出来，还剩下300万元。
再除去其他的全部税费，工厂的净利润不会超过2%，即大约只有100万元。2%～3%，是浙江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一个普遍利润。
“这还必须得要逃税，全部交齐的话，连本都保不住，哪有这么高的利润？”蔡学文说。
虞龙的做法是，企业的产值尽可能少报，在生产过程中的像购买原材料那样的一些流通环节，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基本不开发票，以降低成本，达到少缴增值税的目的。
17%的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税负的又一大块，它的征收原理是：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之后的差额。企业主们一般会从黑市购买进项税发票进行抵扣，尽量少开或者不开销项发票，以此达到少缴增值税的目的。
王勇是宁波奉化市一家塑料加工企业老板，企业的固定资产在1000万元左右，每年的产值在50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每年，他大概要购买200来万元的发票来抵扣增值税，剩下的300多万元销项发票必须按17%缴纳增值税。
许多像他这样规模较小的企业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到进项税额的抵扣，其实际纳税的税负水平和名义税率虽然在13%～17%，但却与享受增值税进项抵扣的大中型企业相差无几。
他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他的企业毛利润不到10%，为什么国家要求缴纳17%的增值税？10%的利润怎么可能付得起17%的增值税？“只能逼着我们逃税。”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甚至断言，“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
王勇所指的“10%的利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部分逃税所得，例如，进项的时候不开发票，以降低成本价格。做账的时候，都要做成亏损的企业，所得税肯定是不交的。
虞龙就没有那么幸运。在温州，企业被要求账面利润必须要做到4%以上。“所得税肯定是要缴的，如果利润达不到4%，税务机关就会稽查你。”这些年，被要求的利润率不断调整，从原来的3.3%调整到3.8%，最后调整到现在的4.2%.
虞龙的企业曾经被稽查过一次，被要求补税，“一开始要我们补缴80万，后来经过公关，补了30万。”他以为，税率应该降低一些，这样大家都纳得起税，也不用逃，就都开发票了。
“即使像那样逃税，除去部分不得不交的税，再除去小微型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一年的利润也就只有五六十万元。”王勇说。
“作为小微型企业，没有银行的贷款，也没有政府的支持，本身的技术含量就很低，利润相当微薄，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除了提供就业和缴纳税赋，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做企业，如果不做企业，他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确实，在资本市场繁荣、房地产昌盛以及地下高利贷猖獗的时候，他一直想把企业关掉变现，进入股市、楼市或者地下融资黑市。“但是国内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是很厉害的，那么多应收款在外面，企业如果关掉了，70%的款是收不回来的。我们这样的企业想退出来很难。”
王勇说，他也曾想认认真真地做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但最后他发现这近乎妄想。因为没有核心的技术，没有雄厚的资本，想换好一点的机器设备都不可能。
事实上，确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制造业老板逃离实业，进入了股市、楼市或者地下融资黑市。
如前所述，进入最为暴利的高利贷市场的一些企业老板正在付出代价。
据安吉的一位老板透露，安吉一家较大的企业浙江金贸竹业家具公司因涉高利房贷导致资金链断裂关闭了。“老板已经被控制，数百员工讨薪闹事，最后没有办法，好几百万的工人工资只能由政府出面支付。但接下来像这样倒掉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政府怎么办？”
“财税体制如果不改，倒闭或破产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失业率会越来越高。”周天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同样税制，不同待遇
在逃、避税这个问题上，财务制度较为规范的上市公司显然要好些。因此他们或许能更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的税负水平。
《投资者报》对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A股上市公司的税负状况做了统计：以2010年为例，全部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万亿元。其中超过1.1万亿元用来缴所得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对全国全年税收收入的贡献度超过14%.2010年整体税负达到6.36%，而过去十年的平均税负仅为5.31%，与此同时，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的税负不断在加重。
不同行业之间的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仅从2010年来看，税负最高的是房地产行业，达到了15.12%；金融服务次之，整体税负超过13%；采掘业再次之，整体税负为12.5%；税负最低的是黑色金属，只有0.88%.
而且在该媒体的统计中，上市央企的整体税负超过民企两倍。
早在2006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张斌和杨志勇研究就发现，虽然实行同一税制，但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私营企业所承担的税额大大低于国有经济。但表面上国有企业及国有经济税收负担较重的背后，是国有企业及国有经济的规模优势和垄断利益。
纳税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烟草、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高度重叠，这些行业的高税负，往往反映了这些垄断或特许行业较高的利润水平。由于缺乏竞争，较高的税负所带来的经营压力并不显著。
“而且，国有企业常有政策优势，会直接与相关部门就特殊事项申请予以免税，尤其涉及到重大事项、重组等。民营企业往往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一位来自税务稽查机构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
张斌他们分析，民营企业相对较轻的税收负担是与税收征管、纳税成本以及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经营压力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私营企业逃避税收的动力虽远强于国有企业，但即使这样，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困境，尤其在那些门槛较低、竞争激烈的行业和领域。
姜庆国是浙江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总，主要业务是国际物流，包括航运和海运。他一直不敢涉足国内物流业务。
在物流业的各项税赋多达12种，而且重复征税的现象颇为严重，以仓储为例，重复纳税的比例甚至高达50%.
事实上，中国的中小企业除了法定的税赋之外，还要承担各种额外的收费和罚款。
去年6月，国务院为制止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乱摊派，确实减轻中小企业的非税负担，还专门成立了由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任组长，监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公安部等逾10个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担任成员的“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减负”行动的力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地方执行的效果仍有待检验。
周天勇预测：如果不能切实降低小微型企业的税负，杜绝政府各行政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各种收费和罚款，未来两年将更加困难。
10月，国务院出台了促进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国九条”，其中包括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延长并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三年内免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贷款合同印花税等等税收的优惠政策。
但在那些企业主看来，这些优惠政策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周天勇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国务院的政策，会遇到地方财政税收部门、银行部门和政府各收费性的行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强烈抵制。就这点政策，能否落实到位，还是一个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