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0568.49亿元，增长26.8%，全年财政收入再破10万亿已无悬念。而在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企业和居民的税负益发沉重，减税的呼声更为强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出席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中提出，今年的财政政策要着眼于营造更好的财税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税收负担，激发和保护企业发展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结构性减税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保障效率和公平？在减税的同时，今年的公共支出将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如何进行平衡？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
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来自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些税都加在商品价格里，个人往往感觉不到。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哪些因素造成了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如何理解“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和侧重对象？
杨志勇：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远快于GDP增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税收征管的加强，近年来税收征管力度不断加强，但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没有继续加大的空间了，所以这方面因素对税收增速的影响有限。二是物价因素的影响，导致财政收入名义增速较快。三是税制结构的因素，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税率水平较高，使得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速。
结构性减税意味着“有增有减”，但主要目标是减税。我更偏向于直接提“减税”政策。去年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提高，以及个税起征点提高、对小微企业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等等。税收体系的综合改革将是一个长期工程，但是减税可以先从难度不大的方面着手，改善税收体系。其他可以减税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购车时缴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城建税等等。减税的目标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21世纪》：据估算，去年的个税减负已经给居民增加收入600多亿元。今年减轻居民税负方面，还应推行哪些举措？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应从哪些方面突破？
林双林：中国一般人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其实不算太重，特别是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之后。美国的个税起征点也是很低的，只要有工作的人就要交税，当然收入特别低的人可以获得退税。
在中国，我们不能光看个人所得税，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来自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些税都加在价格里，个人感觉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商品都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的原因。
所以不应过多地把精力都放在个人所得税上，因为这个税种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2010年仅占6.6%，占GDP的比重则更小，仅1.3%多；占大头的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税种，即所谓的间接税。真正要把税负降下来，就需要减间接税，这些税要是降了，物价就会下降。
杨志勇：当前中国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40%以上，所以增值税减税才是比较大的动作。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虽然没有欧洲那么高，但是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还是比较高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不超过10%.现在上海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新设两档税率，11%和6%，未来应下调17%的和13%两档税率，以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
在消费税方面，很多以前定义的“奢侈品”已经成为居民普遍消费的产品，因此不应过分强调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消费方面的作用。由于消费税的税制不合理，和种种避税行为的存在，实际上很多税收流失了。所以应该调低消费税税率，减少课税商品。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税率应该下调，现在最高税率45%对应的是月收入（扣除免征额和三险一金后）8万元以上的人群，但现实中很多高收入的人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移民海外或海外经营来进行避税，实际许多本来应该在中国大陆地区征收的税流失了。同时，劳务报酬适用税率（加征之后，税率实际上有20%、30%和40%三档）和工资收入的税率应相匹配，现在前者的税率相对较高。
企业的减负与增收
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减税。
《21世纪》：企业目前的税收负担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怎样的减税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就业？
杨志勇：企业的负担不能简单靠数字来横向比较。这样比较的话，烟酒企业交的税是最多的，但是他们的利润率也较高。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减税。税率的调整需要考虑对经济的影响。减增值税，就会是普惠的结果。而对于烟酒企业，税率提高后，价格往往会随之上涨，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尽管从狭义的宏观税负来看，中国现在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但在实际中，企业还要承担很多收费，并且收费项目的出台只需要省级政府的批准，其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现象，甚至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要切实的给企业减负，需要把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取消，继续推进税费改革。
《21世纪》：今年将扩大服务业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还应采取哪些税收调节手段？
杨志勇：服务业企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减少重复征税，使服务业受益，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也跟着受益，因为原先不能抵扣的服务业税收现在作为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应该协调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也应该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
目前上海试行的差额征税的试点，对于降低物流企业的税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在试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要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才能差额征税，试点和非试点的地区企业的税负就不一样，非试点地区的同类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现在可以估计到的是，将来会有很多地方的物流企业会到上海注册。为解决这些问题，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做法只能加快在全国推广，这也将是普遍的减税。
“增”与“减”的平衡
虽然财政收入很多，但还是要谨慎地用，尽量不要有太多的赤字和债务。
《21世纪》：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今年将继续资源税改革，并扩大房产税试点。在“增”和“减”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以保证效率和公平？
杨志勇：迄今为止的资源税改革，并不能够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因为关键的是资源的价格机制没有变化。而且资源税的上调空间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调到进口的资源比国内的还要便宜，所以不能高估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同时，中国是资源分布极不均匀的国家，要考虑资源税对不同区域的影响。
房产税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平性。目前我国的住房属性很多，除了商品房，还有政策性住房，以及特殊单位的住房。开征房产税要具备条件，首先要取消之前的相关收费，已经交了费用的，再收就是重复征税，要把那些费用退回去，或者给一个过渡期，或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免收房产税。
市场经济一定要保证效率和公平。市场经济的效率即是要鼓励创造财富。人们创造财富之后，买了商品房，还要交房产税，用交的税来建保障房；不仅给自己买房子，还要负责给中低收入的人买房子，这公平吗？公平应该是有效率的公平，因此，在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房产税的开征要慎行。如要对个人自用住房征收房产税，建议可对小产权房先行先试。
林双林：从效率上讲，中国的税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这是从增加生产的角度来说的。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就认识到西方储蓄不足、消费过度的问题，不仅国家财政赤字，个人也借债消费，这也是导致今天欧美等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当时经济学家就建议从改革税制上解决问题：
结构性减税与税改之道
首先，降低资本税，资本是由储蓄形成的，资本不征税，人们就有了储蓄的积极性。
其次，由消费税替代所得税。所得即收入，包括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向收入征税，实际是向消费和储蓄都征了税；倘若用消费税替代所得税，老百姓消费的意愿就会下降，储蓄就会上升。
最后，降低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一般认为，富人储蓄倾向高。给富人100块钱，他可能储蓄了；但若给了穷人，他就消费了，所以给富人减税的结果是增加了储蓄。里根总统上台后，税改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降低累进程度，在他任期内，最高税率从76%降到28%.
中国的税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国家很穷，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家都强调效率。刺激储蓄，增加投资，生产就会提高、经济也会增长。所以，1994年的税改是利于增长的，也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
中国的税制正好是西方经济学家这些年来想要实现的税制。税制改革后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台阶上，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的税制是注重效率的，我们要在讲求效率的同时，使得税制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1世纪》：今年的财政政策定调为“积极财政”，在低收入补助、医疗、保障房等方面都将加大支出规模。一边是“结构性减税”，一边是加大支出，如何防范债务风险？
杨志勇：在财政收入方面人们总是希望政府减税，而在支出方面则希望政府多花钱，演变下去就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即欧洲目前面临的情况，这样的财政是难以持续的。
但这种情况还不会在中国发生，决策者还是相对理性的。比如货币政策的调整，原本去年以来货币政策一直在紧缩，但在2011年10月领导人考察之后开始进行微调。所以，政策要密切关注经济的走向，并且具备前瞻性，在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进行预调。当然，今年宏观经济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化解。
从财政体制的角度，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财政体制始终面临地方财权和事权的矛盾，地方债务问题即是该矛盾的集中反映。地方债的总量不是问题，主要是期限结构很不合理，今年有大量债务集中到期，到时应适当采取展期，避免大规模违约的发生。今后应扩大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自主权，同时完善监管，引导地方财政的持续健康发展。
林双林：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积极财政的重点应当是增加公共品的提供。减税容易，再增税就难了；而公共服务方面中国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义务教育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人口质量需要靠教育。其次是医疗，中国政府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4%左右，远低于6.1%的国际平均水平。再次是社会保障支出，要把养老金账户做实。政府增加民生支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前提是要鉴别什么是公共品，私人能提供的东西就让私人去提供，政府应该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多做一些。
就我国债务问题而言，一些人赞成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他们引用欧盟的财政政策指标加以佐证。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超过欧盟警戒线就可以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继续增加债务；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欧盟规定的3%赤字率和60%债务率是某个时期的产物，一味强调这两个标准，会限制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必要时应突破警戒线的束缚。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经济总的来说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美国、日本在这一阶段都是财政盈余，美国二战的时候财政赤字高达120%，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下降，到1980年政府债务仅占GDP的33%；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是财政盈余，1970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不到10%，现在则达到170%.因此，一般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都是财政盈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虽然财政收入很多，但这点钱还是要谨慎地用，尽量不要有那么多的赤字和债务，为国家以后的发展留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