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积极财政更多强调结构性减税而非公共性财政支出。如何理解这一变化？
高培勇：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反危机操作主要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推进的。但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首先，尽管欧美经济形势持续震荡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总体来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大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因此不需要再采取大规模、超剂量的刺激措施，政策的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其次，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粗放型”反危机操作之后，我国调结构的迫切性凸显。在公共性财政支出领域，政府是主导，投资是引擎，而减税是针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有利于释放需求，扩大内需。此外，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已无悬念。基于扩内需、稳增长的调控目标，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需要强调的是，为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2012年财政赤字在2011年基础上应略微增加，保持在万亿元规模。这种赤字水平一方面是应对外部冲击做出的预调、微调，另一方面也是在考虑当前外部不利影响低于2008年的前提下有所节制。同时考虑到未来我国仍面临着成本推动下的物价上涨压力，这也需要对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有所控制。
贾康：尽管欧元区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经济带来冲击，但“二次探底”毕竟还未成为确定性事件，而我国从短期到中期的宏观政策走向，更应注重促进我国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然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这一转变意义重大，有利于减少政策刺激中不可避免带来的对于微观主体的过多行政干预，使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作用。而引导经济的自主增长既包括放松管制与准入、鼓励和发展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包括积极合理实施结构性减税，给企业主体的创业和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中国证券报：结构性减税成为调控政策重心，是否意味着我国宏观调控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贾康：对减税的强调意味着我国宏观调控开始更加注重“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一般在发达成熟的国家有其适用性，因为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自发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各界对只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结构调控的反思也在深入。
现阶段的中国，不论是出现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都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供需失衡。因此更需要“供给管理”。“供给管理”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针对我国现状，运用政府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