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5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2012年，我国税制改革内容达六项，涉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环境保护税。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对2012年工作做总体部署时，提到“实施结构性减税”、“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那么2012年税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
谢旭人遭追问房产税是否扩大到北京
财政部官员抢答“肯定会的”
根据5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2012年，我国税制改革内容达六项，涉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环境保护税。
根据财政预算报告，这六项内容为：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健全消费税制度，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合理消费；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推进城市建设维护税改革；深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对2012年工作做总体部署时，则提到“实施结构性减税”、“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2012年主要任务中，提到“健全消费税制度。全面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从价计征范围”、“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那么，税改的着力点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表示，2011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其密集程度前所未有。这轮税改的最大特征是，对现行税制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其针对特定群体指向明确，如削减中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等的税负水平等。
“在此轮税制调整之后，我国的税收结构更加合理，对特定产业的激励效果较为明显。”艾洪德说。他同时指出，在2012年，我国应当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税制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在未来税制体系调整上，应多体现税收对二次分配公平性的杠杆作用，发挥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结构性减税还应多向民生和就业领域靠拢。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出路在于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从而减少大众的税收痛苦。他认为，“需要以低收入、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以其他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众关切和顺应民心。”
他指出，尽管近年我国结合宏观经济调控与社会发展，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但与当前经济调控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相比较，结构性减税仍有加大力度的明显必要性。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为，我国当前整体税费水平偏高，税种过多，企业不堪重负，这也导致目前企业员工的收入难以提高。他建议切实减少税种、降低税率，让利于民，提高职工收入，真正拉动内需，促进企业发展，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宗庆后同时建议，进一步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考虑家庭成员负担因素，即个人每承担抚养一个无劳动能力或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其个税起征点再提高1500元，从而提高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保障每个家庭生活，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作为税制改革内容的其中一项，房产税也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即为“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出现这一表述。
贾康认为，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开拓新税源，这对于解决土地财政有作用。房产税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建立起一个不动产税的框架，形成比较合理的、成型的地方税体系，为分税制改革配套。此前，关于土地财政难以持续的担忧不在少数。
就在4日下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间隙透露，房产税、营业税改革试点目前正在总结经验，探索下一步如何扩大范围。当记者问及“今年房产税是否会扩大到北京”的问题时，还没等谢旭人回答，旁边一位官员抢先答道：“肯定会的。”谢旭人则哈哈一笑，说：“正在研究。”
而在昨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谢旭人称，“将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适当扩大试点范围，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已经进入视野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五项税制改革之外，2012年将推进城市建设维护税改革。艾洪德表示，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主要在于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改变其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
白景明：减税关键是调整支出结构
要在税收最小化和福利最大化之间达到平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本质是深化税制改革，税制建设应从国情出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间接税税制选择上应呈现多样化特征，营业税改增值税对是中国长期税制制度建设意义深远。
“今年营业税改增值税将加快推进步伐，近期北京、江苏、深圳等地积极申请纳入‘营改增’试点，说明这项改革在上海试点实行之后受到各方面欢迎。”白景明表示，国务院提出要加快推进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的步伐，但需要积极稳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通过科学的手段探索扩大试点范围。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速将实现理性回落，这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造成一定冲击。从地方层面入手优化税收配置，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对全国财政收入安全和经济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特别提出“完善分税制，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白景明认为，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收支矛盾都呈现尖锐化态势，表面看每年全国财政收入都在以较大幅度增长，但实际上相比支出压力而言，增幅并不大。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异常强劲。因为在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建设、三农、城乡社区事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地方政府投入比重占大于中央。然而，中央财政支出压力同样很大。因此，完善分税制以及进一步的转移支付体制，就是要进一步细化完善财政体制，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在再事权划分的基础上优化政府间的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政更加均衡。
白景明强调，税收并不是最小化即是最优化，要在税收最小化和福利最大化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国家从2000年之后就一直在减税，并不只是最近两年，力度比较大。近年来各界关于减税的呼声强烈，但这一问题需要理性对待。全面减税听起来受欢迎，但实际上并不具可行性。
“要处理好减税和我们国家保民生的增支之间的关系。”白景明强调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教育支出要提高达到GDP的4%、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扩大至60%以上等等目标，都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撑和维护，因此要妥善的处理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和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保证税收的正常增长从而为这些保民生支出的扩张提供物质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都要保证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问题的核心于要将减税和支出连带起来看。
白景明认为，除了减税，更多的应该考虑的是我国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如何进一步加大民生的投入力度的问题，是否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支出结构的调整是问题的关键。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资金的管理，把钱用在迫切解决的民生问题上。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国家也一直在这么做，比如政府的三公经费一直在压缩。
许善达：结构性减税应考虑财政收入增速
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政府收入年均增幅应维持现在35%左右的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6日表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也为我国政府执行结构性减税提供了资源。
许善达说，经济增长里面高税负的行业，比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而低税负的农业则增长速度较慢。所以，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里面，税收增长的速度应该比GDP的增长平均速度要快，这是一个正常状态。此外，税务机关征收效率的提高以及新增的其他税种，也是财政收入增速较高的原因。
他还指出，实际上，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财政储备。国家现在鼓励进口，让外汇更多地用于进口，能把外汇储备中所包含的财政储备释放出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因素会使我国财政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
许善达说，我国已经实行的减税政策将来还要继续实行，某些政策实行起来力度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加大力度。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政府收入年均增幅应维持现在35%左右的水平，假如再把预算制度搞好，并根据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考虑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相信整个财政税收制度在国家的发展中，在和谐社会、居民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减税与扩内需稳增长
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明确指出，今年的工作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稳增长成为今年经济工作方向的第一要素。毕竟，无论速度快慢，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前进的基础。
报告同时阐述，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这方面，不少与会代表委员建言继续实行减税。
首先，从统计数据上看，当前已经具备进一步扩大减税力度的条件。虽然，结构性减税已多次在官方报告中出现，针对企业的税负减免以及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企业界代表认为，我国当前整体税费水平仍然偏高，税种过多，企业不堪重负，这也导致目前企业员工的收入难以提高，并直接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GDP增长率为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为8.4%.这些统计数据显示，一方面，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已经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我国税收规模已经具备进一步减税的物质条件。
其次，从个税方面看，起征点还有进一步调高的必要。个税起征点的调高直接效果就是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的直接反应必然是消费能力，即购买力的提高和促进，这是扩大内需的最坚实的内生动力。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就建议，进一步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考虑家庭成员负担因素，即个人每承担抚养一个无劳动能力或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其个税起征点再提高1500元，从而提高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保障每个家庭生活，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再次，从企业税收方面看，在危机时期，众多外贸企业面临困境，政府及时减免税负有利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是在今天看来，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为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这种政策力度应继续扩大。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应总体降低企业税负，同时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费安排。他建议把征收了十几年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取消，或者重新考虑如何使用。
同时，降低企业税费不仅可以为企业减负，而且可以带动就业，提高职工收入水平，从而为扩大内需消费做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针对性的实行结构性减税，可以更好地落实调结构方向。因为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并加大对“三农”、欠发达地区等的支持，都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导向性，更加注重向民生领域倾斜，兼顾社会公平。这样，内需消费潜力的不断挖掘与消费软环境的不断改善紧密相连，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是在外围环境不利条件下，国内经济保持可持续性的最根本动能。这其中，税收成为连结这一因果的最得力的政策工具。
因而，综合来看，在已经具备进一步减税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切实减少税种、降低税率，让利于民，提高职工收入，真正拉动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再生产与再消费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实际需要，也是经济实现稳定发展，更是提升经济质量的必要选择。
黄奇帆：建议全国推广房产税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代表团分组讨论中表示，试点一年的重庆房产税效果非常好，一年收税1亿元，缴税率达到97％，建议将房产税向全国推广。
重庆与上海于2011年1月28日起推行房产税，至今一年刚过，外界对这两个试点城市的进展十分关注。试点一个月后，就曾有媒体报道，重庆市在一个月内收取17笔房产税，约15万元，担心进展不顺。
“其实规定是每年10月1日到10月31日收，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决定一整年。”黄奇帆回应媒体的误解。他介绍说，房产税实施一年来，重庆征收了约1亿元的税，包括3000多套别墅、6000多套高级公寓，缴税率达到97％，也就是说，该征收房产税的97％成功征收。
“实施效果是非常好的。”黄奇帆对重庆房产税试点给予高度自评，表示通过征收房产税，重庆的高档房买卖大幅下降，中低档房产买卖则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好的市场导向，说明重庆为全国探索房产税是有效的成功的。
“房子从来不是单纯经济产品，是国民经济重要结构性问题，很多经济危机起因是因为房地产问题。”黄奇帆说，一个国家房地产调控不当，会引发全局性颠覆性危机，而房产税虽然不是控制房价唯一手段，但的确是重要手段，对税制运行也有重大意义。他建议房产税今年能够在全国铺开，至少是在更多的城市实行，使得房价调控从行政性为主转向经济杠杆为主，调控更加合理。
李剑阁：宏观调控不能总提“加税”
对于有人提到应增加资源税或房产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表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不能总是提加税的主意。“我们总是讲制造业、原材料等行业利润多低，实际上税负那么重，企业利润能高？如果再加资源税的话，就更没有利润了。”李剑阁认为，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李剑阁说，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至20个百分点，这是不正常的，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而且，政府收多少税应该是要经过纳税人同意的，不能你想收多少就收多少。
李剑阁表示，过去十年里，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各级政府攀比财政收入增速，这些情况令人担忧。
李剑阁表示，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是其根本原因。李剑阁说，“由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令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力的法律保护。”
叶青：应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让利于企、返利于民的减税措施，让许多企业和老百姓感受到了财政政策阳光的温暖。”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2011年，我国加大了结构性减税的力度，无论是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到3500元，还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试点，其初衷是为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减轻小微企业的经营负担，成效明显。
叶青非常关注一年来财税政策在基层的落实，他认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并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他说，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还有对600多种资源性、基础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产品实施较低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对煤炭、原油等“两高一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较大幅度提高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都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减税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企业和老百姓受益。”叶青代表说，地方政府发债的试点也应当适当扩大，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4地能自行发债，如果更多具有实力的地区能自行发债，地方的资金难题得以解决，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安排。
李东生：建议降低企业增值税税率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认为，目前企业税负较高，建议降低增值税税率，为企业成长创造更大空间，此外，他还建议减免企业利润转投资的所得税。
李东生说，“减税减负，我主要是希望减增值税，来拉动国内需求，对企业业务成长创造更大的空间。另外希望企业利润转投资减免所得税，以往对外资企业有这个优惠，企业赚的钱转投资是可以不交所得税的。我建议对所有企业以后的利润转投资部分减免所得税，一是鼓励消费，二是鼓励再投资，三是减政府行政性收费。”
李东生表示，除了税收之外，还有行政性收费，低维费、教育附加、城市建设费，这些都是二十年前政府财政收入很少的时候，入不敷出，在税外加了一些收费。现在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已经占了GDP22%，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1%左右到现在是22%，政府是有能力把税外的行政性收费减免，费在我们给政府交的税费当中占的比例是不小的，占了百分之十几。如果这部分减免了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