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
对此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室主任研究员杨志勇表示，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带动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需重视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的拉动，另一方面未来每年减税空间至少还能达到5000亿元，结构性减税不能受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仍需大力推行。
财政收入仍靠传统产业结构升级
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的各类统计数据都表明，当前经济发展正面临复杂挑战，稳增长也已成为当前政策重点，其中对于财政政策具体应如何突出稳增长效应？
杨志勇：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确实说明了稳增长的必要性，虽然中国已主动采取降低经济增速的策略，但是经济增长的挑战远不是8%或7.5%那么简单。一旦经济增速进入下降通道，那么再来扭转绝非易事。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积极反应。
在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扩大支出与减税都是政策的选择项。但是如何做才更有效则是当下稳增长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当前稳增长已不能再走单纯扩大支出规模的老路，一方面借助于政府投资项目可能导致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扩大并带来体制性复归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势必增添未来财政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且要靠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扩大支出，这会给已经处于不确定性状态的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给本已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上加霜。
财政支出规模不宜扩大，但可以借助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如扩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经济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
上海证券报：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给财政收入增长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应如何看待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的现象？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会给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杨志勇：当前中国经济决策确实需要特别提防财政收入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是有前提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那么财政收入重现负增长也并非不可能。
财政增速大幅下降，表明中国财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其中全国不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差距较为明显。在增速全面回落背景下，第一季度有增速仅为个位数的省市，也有增速高达40%甚至50%的省份。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面对个体差异较大的地方财政形势，下一步怎么做确实是个难题。
公共财政收入不足以充分反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地方政府需要较为稳定的财源。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汽车制造、高速公路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三大“法宝”。现在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很多人寄希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目前指望依靠战略新兴产业带动稳增长，乃至提供财政收入，短期内仍然不现实，事实上发展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恐怕反而更需要的是政府输血。
能够保证政府收入的主要还是传统产业，未来应当靠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财源的稳定性。
未来每年仍有5000亿减税空间
上海证券报：结构性减税被认为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与往年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您认为未来在减税方面有多大空间？
杨志勇：减少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面向所有市场主体的政府减少收入行为是直接培养市场力量的行为，是尊重市场力量的做法。虽然减收会带来财政压力，但其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最终会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反而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
根据初步计算，我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一年减税空间至少有5000亿。事实上，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基本上保持了快速增长，其中除了2009年因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收入增幅严重下滑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预算数的增幅与GDP增速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只要税收收入完成预算，预算支出安排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税收超GDP的增长部分，实际上就可以大致视为减税空间。如果经济保持正常增速，那么减税空间的高限大约为税收收入的10%。其中2012年预算安排的税收收入为98289亿元，同比增长9%，而2012年GDP计划增长7.5%，相应减税空间的高限仍有8.5%。按此推算，2012年减税的高限可达到8300亿元。而如果考虑到2012年以来税收收入增幅下降的事实，按保守估计，即按减税空间5%计算，2012年减税的低限仍可达5000亿元左右。
上海证券报：具体来说结构性减税还可通过哪些途径推进？
杨志勇：现在的关键是一年5000亿元－8300亿元的减税空间的分布问题。从现实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已在上海起步，其他地区的改革也已箭在弦上。营改增如按照上海方案向全国推广，减税规模可达400亿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也可进一步上调，按月计算的上限有必要提高到5－10万元。这样释放出来的减税规模可达1000亿元以上。
此外，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有较大空间，减税规模的大小视方案而定。增值税税率有下调的空间，也有下调的必要。17%的基本税率有必要逐步下调至10%。增值税和消费税减税不仅影响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还会影响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
在所得税方面，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已经逐步下调，中国企业所得税25%的比例税率也有必要适当下调，以提高税收的国际竞争力。个人所得税也还有减税空间，应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一些具有相似功能的税种如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车船税等也可以考虑合并并降低税负。
上海证券报：目前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趋势会否给今年的结构性减税造成压力？
杨志勇：减税如果能够与减费、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有可能达到1万亿。这就关系到税制的完善，关系到和政府收入体系的再造问题。收费、基金的征收和征税一样，是会上瘾的，而去瘾很难。
况且，收费和基金往往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力，要去除不合理的收费必然要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稳增长的减收措施绝非方式的选择那么简单，也不只是通常意义上减收空间的确定问题，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布问题。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意味着原先的财政收入计划完成可能不会太顺利。顺理成章的，一些地方政府或税务部门要加强税收征管。可是如果经济有问题，通过加强征管的方式实现应收尽收，收入任务表面上有可能完成，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各种经济主体而言，重要的是实际税负，而非名义税负。名义税负下调，实际税负未变或上升，这样的减税就没有多大意义。“加强征管”反而很可能导致实际税负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