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刚刚闭幕的“2012陆家嘴金融论坛”期间向媒体透露，税延型养老保险推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有望年内在上海试点。
所谓税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可在税前列支保费，待到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新型养老保险类别。它的试点，预示着我国着手完善多元养老保障体系，其剑锋所指，正中我国现行养老金筹措机制双重失衡，具体来说就是：
一方面，由于历史欠账严重，加之老龄化趋势极为迅猛，由此导致我国养老保险收支倒挂日益突出。如2010年底，全国养老基金个人账户缺口已达1.7万亿元，这是在当前工作人口尚且明显超出退休人口，且工作人口缴费比例全球最高等情况下得出的数据。
另一方面，尽管总量缺额高企，但自1991年拉开公共退休金制度全面改革序幕以来，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框架中基本只有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孤军奋战。而国际通行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截至2010年底仅占中国养老金总资产10.5%，至于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更是几乎接近于零。反观经合组织34个国家养老金总资产构成中，第二、三支柱合计占比高达80%左右。
养老金资产总量与结构双重失衡共同埋下公共财政巨大隐患。事实上，在一些问题最为严重的老工业城市，由于养老金亏空只能依赖财政托底，当地财政已经先期遭遇巨大挑战。譬如上海，该市养老基金自2000年首次出现亏空以来，短短十年市本级财政年度补贴就已突破百亿元大关，成为该市本级财政支出项目中仅次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二大项。可即便如此，上海这个人均GDP三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其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尚不及全国平均保障水平。
形势倒逼养老体系必须借重长期被忽略的第二、三支柱，即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但必须承认，此前这两项支柱发育迟缓远非仅仅是因为认识不足，其障碍除了来自地方政府可能不愿舍弃当期税收，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至今仍无法支撑这两项支柱发育壮大。
国内两家学术机构与一家商业研究公司曾在2004—2005年进行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与上海分别仅有24%与14%的抽样群体认为，商业保险公司是相对或者非常值得信赖的。这一调查结果其实很容易获得解释：只需看看中国股市年真实回报率以及大量资金存放在银行中的利率水平。很难想象，受制于这两项条件制约，脱离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如何在超长期限、超大规模情况下实现稳定保值增值？
当然，现在的有利条件是中国仍有近十年时间可用来逐步扭转现有不利局面，我们企盼，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与人员秉持高度责任感与紧迫感，充分利用转瞬即逝的战略缓冲期，未雨绸缪，多方驰援，补足一切待补足的短板，尽可能完满地克服养老金缺口对中国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