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即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现在国际竞争中、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一系列挑战。从税收角度说，一定要发挥税收作用为配套改革服务，而且这个配套改革显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强烈要求具有一个全面的“顶层设计”框架。除了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任务外，其实也涉及需理性考虑的“结构性增税”。比如，在决策层面，中国面临着新的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历史任务。早在1986年就曾提出价、税、财联动改革的概念并要求形成方案，但研究了一年而最后搁浅没有做。后来治理整顿期间，不声不响把价格调放这件事基本做出来了，所以到1994年，抓住历史机遇以极大魄力实施配套改革时，对于“价”之所以没有再正面提出，是认为一般商品价格的调放任务基本完成了，所以只提了“财”和“税”的配套。1994年里程碑式的改革走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我们注意到：在一般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之后，现在资源的价格、财产的价格以及它们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却已积累和凸显了严重的扭曲，造成生产、流通和收入分配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与之相联系的又是我们的税制、地方税体系不成型，分税制在省以下得不到实质性贯彻，在财政体制方面，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了这么多不断被人议论的种种矛盾和困惑。所以，客观需要的新一轮价、税、财的改革，很可能会从十大新闻中已经列入的资源税改革这一要点切入，进而应当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全面展开。
带有“增税”特征的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改革，现在已经在全国铺开，但是还只限于这两项，再往下面走，逻辑上讲必然要覆盖煤炭和其他金属矿、非金属矿。有无决心做这个配套改革？怎么做？这确实形成了一项历史性的考验。基本现实是中国现在最主要的能源——我们的电，75%左右是用煤发出来的火电，这个经济命脉层面存在多年的煤电比价关系不能理顺、应有的资源稀缺性远得不到应有的经济体现及与之相联的节电节能机制久不到位这样一些制约我们整个可持续发展的非常明显的问题，能不能通过资源税改革启动整个配套改革来攻克难关加以解决？对煤炭开征从价征收的资源税，一定会以很大冲击力的表现形式，改变煤和其他的千千万万种商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首先它一定要推演、传导到电，进而一定会促使有关各方面正面讨论整个电力系统破除过度垄断的改革怎么样落到实处。那么，前面说了多年“厂网分开”但就是不推出实质性的竞价入网机制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时候，财税应做什么？在竞价入网的环节上，除了火电之外，对其他如太阳能电、风电等等可再生能源，每一度电财政应该补多少钱，需透明地加上去，同样是竞价入网，形成电力行业前端——发电领域跟市场经济真正配套的竞争机制，那么后面，电价虽然仍然要区分为制造业的电、商业的电和民用的电，但也一定需要放开弹性空间，不能再继续简单维系现在行政管制式的电价审批制度。这样一个大的配套改革，又一定会形成中国在过度垄断领域实施改革的一个新样板。这样一系列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一轮新的价、税、财配套的改革，可看得很清楚，是势在必行的。而这个改革如果处理得好，它就会打下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现代化的百年基业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基业，是实际上解决中国经济命脉层面上真正巩固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的成果，而且把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等这些主题、主线真正落实到节能降耗、低碳发展实际运行层面的机制创新、制度安排、制度建设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税收问题，应合乎逻辑地把它从眼下一直延伸到中长期，延伸到“三步走”这个现代化战略框架上。我们应该积极地期待、研讨和推动这种配套改革，让它保持应有的热度，形成应有的力度，具备高瞻远瞩、尽量周密、可操作的理性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