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眼中的“营改增”充满了魅力。“它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完全可能成为引发一场新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以及重大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导火索。”高培勇如是说。
11月8日上午9时左右，高培勇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此时，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八大报告中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描述备受关注。改革，显然已是共识。在高培勇看来，营改增启动之后，新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值得期待。
高培勇的逻辑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中国要保增长、调结构，最终落实到调整产业机构。而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不是在制造业，而是在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税收平衡问题就浮现出来，营改增应时而动。营改增的推进必然牵扯到地方和中央的税收分成，地方新增税种的开辟，由此还会产生机构和人员的变动。与之相对应，所谓“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或“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原则，就有了重新审视并布局的前提和必要；以国、地税分设为特点的现行税收征管的格局，就有了重新考量并调整的前提和必要；整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及整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也就有了重新界定并规范的前提和必要。
“从事教学研究这么多年，我个人对财税体制的认识，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覆盖全部，牵动大部。”高培勇说，覆盖全部说的是财政职能的运行可以覆盖其他所有的部门；牵动大部说的是政府和企业、居民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最核心的是在税收。所以，历次重大改革，财税改革都是走在前面的，由此将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每次重大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其核心部分。
那么，由营改增引发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何时能够启动？对于时点的判断，有着20多年财税领域教学研究经验的高培勇坦言“不知道”。“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导层的决心，一个是大势，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个政治抉择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推演过程。”高培勇说。
他指出，现在的营改增只是触及表皮，核心利益分配问题尚未触及，更别说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问题了。“中央并没有给出一个方案，实际上目前都还没有讨论到这个层面。”作为一个专注于财税领域的研究学者，高培勇对此还是充满信心。
回忆起1994年那一轮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税制改革，高培勇说，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遇到的困难也很多，但最终还是跨过去了。1994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其基本原则被界定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这16个字，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高培勇坦言，现在的形势犬牙交错、利益纵横，虽说难度比上一次要大得多，但是改革共识已经基本形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今天，不往前迈步就难以维持，因此必须迈步向前。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也得推动起来。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也有信心把财税改革问题研究论证得更好，并且积极地加以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