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从何破题？除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另一个“呼声”很高的领域是财税体制改革。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坦言，当前中国财政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外部冲击下过去几年的财政赤字；二是今后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和放缓的增收速度之间的矛盾。后者是“实质性的压力，（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
压力倒逼改革。在楼继伟看来，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是建立稳定强大的国家财政，而且还要支撑包容性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也认为：“如果不进行财政和税制方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性会受到挑战。”
“中国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楼继伟继任财政部长本身应该代表了一种信号。”一名财税领域专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称。
不要总想着收勤劳者的税
财政政策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中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方面调控经济增长，但更大更受关注的作用在于通过再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生，用楼继伟的话说即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是楼继伟履新财政部部长之职后首次公开演讲，其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与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税收的改革是专门强调的重点改革，包容性发展要求把创造机会均等、平等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在这些方面涉及非常广泛。而且往往又同财政制度相联系，所以财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财税制度，也要积极支持配合相关的改革，着重于建立机制，促进包容。”楼继伟说。
正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楼继伟借用解决民生问题的四个原则表达其实现财税体制改革与促进包容性发展的观点。这四个原则即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民生问题四原则。
楼继伟说，财政政策要实现持续性不能“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在民生支出方面“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另外要“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我们的很多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问题的核心在支出和收入的平衡问题，而支出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二次分配，而当前的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事务方面的支出是非常有限的，这直接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这四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财政支出方面的考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对楼继伟的演讲如此解读。
楼继伟认为财政调节再分配有三条路，一是注重结果分配，二是创造发展机会，三是通过财政赤字大规模再分配。他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正确道路是第二条路，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看来，财政不应单纯进行“结果分配”。
“如果单纯注重结果分配就可能走上（楼继伟所说的）第三条路。”杨志勇举例说，比如购买了保障性住房的人，后来又买了商品房，但原先的保障房不要求退还，这种没有退出机制的保障房制度，导致政府建多少保障房都不够。而且还不公平，因为先买了商品房的人不但没有资格买保障房，而且还有可能面临房产税。
“身体健全的人不去创造财富，还可以得到保障性住房，那谁来创造财富？”他说。
他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从税收角度来看，政府不要总想着谁有钱就要去收谁的税；从支出上来看，政府要托底，要保障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但保障最后不能和勤劳的人形成太大反差。
压缩还是下放？
分税制是另一个改革热点。随着2009年之后地方债务不断积聚，改革分税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对于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债务，楼继伟表示了担忧，但他并未明言是否在酝酿分税制改革。
“现在赤字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还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一些不利的冲击，今后我们希望不太长，可能也是好几年，外部环境能够改善，减少对中国财政赤字增加的压力。第二个原因是在内部，现在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不太可能出现超规模的增长。这方面国内的压力真是实质性的压力，没有什么好办法。”楼继伟表示。
从24日的演讲来看，楼继伟比较倾向于压缩，而不是下放财权：“首先要压缩支出，一方面是压缩行政经费，开支只能减不能增，人员编制只能减不能增，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出很大的努力。难的是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承诺，特别是在民生方面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中长期的。”
这些支出压力怎么解决？楼继伟认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该合并的合并，该完善制度的完善制度，特别是每一项制度应当有自身的约束。
对于已有的债务规模，楼继伟表示：“（要对各种债务）分门别类，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研究什么样的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承担大量的责任，但相应的财政收入资源却集中在中央，这种不匹配制度是当前中国财政体制的症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
“中国虽然存在大量的转移支付支出，这本身是兼顾区域发展公平以及缩小原有分税体制的不足而设置的，但这并没有达到效果，如果转移支付仍会继续存在，需要强化透明度。”英卓华说。
“财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问题。”杨志勇认为，正在进行的营改增放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只是小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财税体制不改就进行“营改增”，以后会对西部的影响比较大。
他表示，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应当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其次要理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分别做多少的问题。
“如果让地方政府做，收入怎么划分，不仅是税收，还有资源的租金、利润怎么分。”杨志勇认为，正常情况下地方的钱是不够花的，中央怎么补，补多少合适。“去年地方花一块钱，平均有4毛是中央政府出，这恐怕是不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