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2013年毕马威亚太区税务峰会上首次发布的《毕马威绿色税指数》（下称“《指数》”），评选出积极将税务作为环保政策工具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中国六国名列《指数》的前六位。
毕马威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事务全球特别顾问伊弗·德布尔（YvodeBoer）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在排名上属于第一梯队。这表明，中国在环境、水、城市、材料、交通等领域使用了很多财政政策，中国也在积极推行碳排放交易，相信越来越多的省份会开始推行。”
《指数》收录了毕马威认为能够代表全球企业投资活动主要份额的21个主要经济体。研究团队分析发现，自2011年1月以来，所研究的21个国家推出了至少30项新的税务奖励、处罚或重大规章修订措施。
在使用绿色税惩罚措施方面，新兴经济体表现不太相同。中国和南非的力度大于美国和加拿大；而巴西、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又不及美国和加拿大。
不过，一个国家在《指数》中排名较高并不表明该国的环境就一定更好，它只表明该国在利用税务制度影响企业行为和实现环保政策目标方面，比其他排名更低的国家更加积极。
“我们所统计的，只是每个国家有多少相关的税收政策，而不是去看这个税收的好或坏。”伊弗解释说，“如果说将来我们关注点变了，排名也可能发生变化。”
伊弗·德布尔指出，各国政府可将《指数》作为一个参考、借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府用税收或其他的激励政策鼓励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指数》可以帮助他们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同时，我也希望《指数》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帮助，尤其是我们那些大型跨国企业。因为现在的政策环境对跨国企业投资非常重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时，需要了解各个国家的税务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企业在投资时可以看参考。”
伊弗希望这份报告将来可以涵盖更多的国家，并可以对不同税收政策的效率进行比较。
给环境定价，各国不能各自为政
伊弗·德布尔2006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在位4年，协调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举步维艰，但他不懈怠地游说各方，并常批评各国政府行动迟缓，他称自己是“整个进程的良心”。
2010年，伊弗因对《哥本哈根协议》失望而宣布辞职。转入毕马威后，伊弗开始更多地从企业的角度再度审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制定了方向，企业要给出结果。”
《中国经济周刊》：你怎么看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目前所处的不同阶段，二者应该分别做怎样的努力？
伊弗：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他们现在主要的关注点，第一是脱贫，第二就是给人们一种体面的生活。而工业化国家，人们本身已经比较富裕，他们对以上的问题不是特别担心。前者在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的同时，也要减少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后者要做的就是改变已有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地降低对于环境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不过起点不一样。
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是在本身对环境问题没有太多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他们对很多环境问题都不是很了解。
虽然所有国家都应当参与到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中，但不是每个国家承担的义务都相同，各个国家根据国情、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最合适的方法。我们应该明确保护环境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做慈善，而恰恰是为了自己。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对环境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但像雾霾天气，你认为中国政府要治理这些情况，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有哪些有效的应对举措？
伊弗：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能源效率这一块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果把能效提高，排放也就得以减少了。我们可以在工业以及电力领域投入更多现代化技术。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走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庭，如果汽车采用更多的清洁技术，排放就可以相应减少。而且中国很多省份采取的碳排放交易，恰恰是一种激励措施，能让私有领域减少排放。
《中国经济周刊》：我国对新能源企业支持力度非常大，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家中国光伏企业——无锡尚德正遭遇发展困境，你怎么评价新能源企业的发展？
伊弗：对这家企业我不熟悉。但我老是听人家跟我说再生能源太贵了，但真正的原因是化学燃料太便宜了。在产品定价的时候，没有把污染因素考虑到定价里头来。假设全球的各个行业都把为污染付出代价的因素考虑进去，在能源行业，可能50%的利润都不见了，如果讲到消费品行业，可能200%的利润都没有了。我们没有把污染的因素涵盖在定价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风能、太阳能现在发展非常困难的原因。
但是这个方向是不变的。我认为可以打造一个比较智能的税收系统。比如对于个人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可以把税收降低，但是对于那些污染行为可以把税率提升。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从税收角度是解决或者分析环境问题的最佳方式吗，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比这个更有效率？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有哪些突破？
伊弗：税收是不是最有效方式，要看对税收本身怎么定义。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其实是整套方案的解决，包括税收、激励、对研发的补贴等等共同因素发生作用。中国政府现在既使用税收，也使用激励政策来应对环境问题，这已经是一个组合拳的方式。
我认为环境保护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对于环境本身的定价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全球层面才能得以解决，如果让各国自己做这个事情，很容易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认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