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在“营改增”由部分地区试点向全国推行之际，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营改增”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营改增”首先涉及国家与企业的税收关系。由于“营改增”，不但试点服务企业外购材料、设备、服务进项增值税允许抵扣，避免与上游企业之间重复征税，更为重要的是，试点服务企业开给下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允许抵扣，从而避免了产业链重复征税；并在方案设计中除交通运输和租赁业外，将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主要定在6%，低于工商业基本税率17%，及低税率13%，从而既减轻了服务业增值税负担又减轻了产业链税负，实现了国家减税、企业减负的改革目的。
“营改增”同时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为平衡和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营改增”后税收归属采取了“一税两制”方式，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为此，有建议改为“统一税制”，将工商业和服务业增值税并轨并重新调整和划定分享比例。但由于其并没有解决现行分税制固有的体制矛盾，为此，楼继伟表示，“营改增”一旦覆盖全部地区、全部行业，将倒逼财政体制改革，绝不是简单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
“营改增”也涉及国税与地税的权益关系。“营改增”后，虽然体制上“一税两制”，但管理上统一由国税局负责征管。从而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减少机构摩擦。失去对营业税的征收和管理权限，除了征管上失去连续性外，对地税局的冲击也是可想而知的，地税局的职能和存在理由也由此受到质疑，从而将影响国、地税机构在设置上的重大改革。
“营改增”还涉及上下游企业的价格博弈。对于试点服务企业，“营改增”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可作进项税抵扣。对于增值税发票抵扣所带来的减税利益，自然会在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定价博弈来消化。最后结果必然是根据供求、在竞争中由上下游企业双方共担增税损失和减税利益。
“营改增”最后涉及地区间利益竞争。一方面由于“营改增”采取了地区扩围战略，使先行试点地区在试点期间形成了一定先发优势：一是吸引非试点地区服务业务流向试点地区；二是吸引非试点地区服务企业到试点地区注册。另一方面，“营改增”不但影响试点企业税负，同时影响下游企业税负，当试点服务业为异地工商业提供服务时，试点服务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导致异地工商业减税的同时，也相应减少了异地地方财政收入。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使“营改增”对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不同的财政利益再分配。
“营改增”事实上已成为一项利益大博弈、大调整的系统性制度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