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2008年的暴跌受伤太重，或许是2009年上证指数3478点以来的调整过于漫长，所有股民在将愤怒与不满集中于前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同时，也将结束这样痛苦日子的希望寄托于新任主席郭树清。从草根的“股民老张”，到当下经常出没于各大财经媒体的专家、名博主，数十封不同的“致郭主席的信”穿梭于各大网站，都集中于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暂缓IPO，让股市休养生息。

　　在中央宣布郭树清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后，国内几乎所有主流财经媒体都长文撰写了新任主席的来世今生，力图寻找到任何一丁点郭主席反对扩容的言论。遗憾的是，因为多年没有“正规”地在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混过”，郭树清有关股市的言论只有寥寥几语。

　　凑巧的是，十年前，笔者亲历并报道了郭树清任贵州省副省长时力推的房改。这十年中，对于郭树清的一些动向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关注。因此，对于郭树清新官上任后的“中国股市三把火怎么烧”，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从郭树清的履历以及曾经主导的改革来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暂缓IPO，想都别想！“整体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三化”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股市的主攻方向。

　　从履历看风格

　　56岁的郭树清人生历程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1988年之前，主要从事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1988-1998年的十年间，主要在国家体改委（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发改委），是一个理想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历；1998年后任职贵州省副省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公司董事长、建设银行董事长，一个十多年完全实践的阶段。

　　“学者型官员”是所有媒体对郭树清的一致定义，这从他1988年和1992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界最高奖“孙冶方奖”就可见一斑。有资料统计，郭树清共计发表研究论文、文章300余篇，出版过《比较价格体制》、《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整体的渐进》、《过剩与贫穷之间》、《直面两种失衡》、《郭树清改革论集》等十多部著作。

　　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通过内蒙古和山西雁北社会调查的方式完成，主要研究了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不同效果。正是这一研究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1988年，郭树清本来一直从事哲学专业，从社科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工作。

　　《直面两种失衡》被外界认为是郭树清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他从2001年11月至2004年9月撰写的42篇文章，共计41万字。书中畅谈了他对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及至财政改革的看法，以及从各个层面探讨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郭树清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在调研基础上做决策是重要的工作方法。而这样的工作方法在其主导的贵州房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贵州房改看施政理念

　　1998年7月，郭树清从国家体改委到贵州省工作。类似于这样的“挂职锻炼”，地方官员都明白，这都是中央官员的一个过渡性安排，时间都不会长。事实上，2001年3月郭树清便调到央行任副行长。一般类似的过渡，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郭树清还是罕有的触碰了不只是贵州省，当时乃至全国都较为敏感的房改领域。

　　对于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地方财政充实，设计住房货币化改革方案，有钱办的都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像贵州这样的西部省份，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来说，要进行一项在全国都未普及的市场化改革，没有人敢想。

　　贵州房改的核心：一是存量补贴，突破了穷财政盘活存量住房的困境；二是方案的公平性。

　　一般理解，住房货币化改革得先有一大笔钱，然后量化分给所有职工，由职工再购买商品房。启动资金成为大多省市改革难以推进的瓶颈。贵州房改简单说就是将每位职工的住房补贴全部货币化，然后将现有的存量住房也全部货币化。例如，一位工龄20年的普通工人，根据标准应该获住房补贴5万元，职工现有住房面积80平方米，按市场价估算为7万元。职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补交2万元，住房便转至个人名下；要么选择60平方米价格为4.5万元的住房，政府再补5000元差价完成房改。这一方案突破了原来认为必须得有5万才能干的事，实际上只需要5000元就能做。改革开始的两年内，贵州省和贵阳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仅投入6000万元，回笼的住房资金便超过20亿元。这一方案的核心思想，其实对于今天的保障房建设仍有启示作用。

　　在转型改革的理论研究中，大多认为改革必然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难兼顾公平，这也是很多新兴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郭树清两年半贵州省副省长期间，从方案设计到出台，到最后实施都非常顺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平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一个政策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不患寡，而患不均”。贵州房改方案的很多系数确定都是经过调研出台的，从大局上已经确定了人人有房。以贵阳市为例，当时贵阳市存量住房资产总量120亿元，住房平均折旧年限17年。全市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现有职工约60万人，平均工龄25年，职工人均住房面积24平方米。按当时贵阳市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1200元／每平方米计算，扣除折旧，实际公房每平方米价格为780元。

　　在考虑全市现有存量资产、需要补贴数额的平衡及职工购房经济承受能力后，确定了从一般职工到正厅级干部共7个级别的存量补贴标准。按贵阳市职工人均拥有24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计算，职工购房所需资金与存量补贴大体平衡，工龄长、职级高的甚至有节余。

　　不仅如此，在一些细节的考虑上也非常周到。为了防止有人因房改而一夜暴富，针对不同地段的住房，还需要视情况补交土地金才能上市交易。正是这些细节考虑，使得方案在地方几乎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获得成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朱亚鹏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贵州房改的实践说明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加剧社会不公平；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分配不公是有可能缩小的。

　　整体化改革：股市不是唯一

　　在所有媒体深挖郭树清少得可怜的证券市场言论中，都没有挖到普通股民普遍期待的结果，相反，可以会更“心灰意冷”。

　　除了两次获得“孙冶方奖”外，2010年11月，郭树清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整体改革理论”中对于曾经的“价格双轨制”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体系看来，一个市场中两个价格，最终导致的就是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失效，价格发现功能降低。因此，主张改革应该是全面、配套同步进行，不能只关注某一个环节的改革。

　　回到证券市场，价格双轨制一直都存在。在尚福林时代之前，发行市盈率、发行价都是由监管部门限定一个区间，由此导致的是“新股不败”的神话，出现了A股全球罕有的打新股也能成为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这种机制完全有利于大资金，实质上是强制性让上市公司将部分利益让位于申购资金。

　　尚福林推进的发行制度改革，实现了市场询价，消除了二级市场申购资金的“制度红利”。但由于发行指标的计划性与询价的市场化冲突，也衍生了承销商与上市公司，甚至是部分询价机构“合谋”共同抬高发行价，连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们都连喊“吃不消”。对于最底端的二级市场参与者来说，这样的市场化改革依然无法摆脱最受伤的局面，改变的只是上市公司与申购资金间的利益分配而已。因此，郭树清时代继续深化发行制的改革是必然的。

　　与此同时，郭树清最近的一些言论表明，对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化布局将是重要的方向。在一次会议上，他指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及其体系应继续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特别是在商品期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领域应大有作为。”

　　早在2001年，郭树清在《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的论文中就称，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却成为“短腿”。他认为，在规范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应鼓励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机构债的发行规模，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在郭树清看来，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但不会对股市资金分流产生负面影响，相反还有利于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因为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与股票市场形成相互制约，且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提供基础，同时还能减轻银行的贷款压力。

　　价格发现市场中，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的功能将更强。在股市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列的背景下，补短板极有可能成为郭树清时代的重要方向。对于很多人“股市是唯一”的期待恐怕要落空，相反债市大繁荣的结局可能性更高。

　　市场化改革：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

　　尽管没有长时间在海外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只做过短期的访问学者，但郭树清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较深。多年的实践中确实也时时体现了市场化的烙印。

　　对于监管与市场的关系，郭树清认为，“监管很重要，但仅仅强调监管是不够的，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对于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郭树清的观点与传统的结论不同，指出不能简单归结为华尔街太贪婪，不是简单归结为监管不力、投机过度、金融创新太多，根源还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复杂的结构转化。

　　因此，完全可以预期现在一系列还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环节都将会是郭树清时代的重要改革方向，包括上面提及的发行制度改革。在此预期下，很多人期待的暂缓IPO与市场化方向是背离的。IPO的量可能仍然会延续，甚至会更大，但是市场发行市盈率可能会大大降低，新股破发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承销不再是像现在一样成为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券商、投行、PE对于上市资源的选择将会更趋谨慎。承销商不会再像现在一样与上市公司合谋，将发行价能定多高就定多高，考虑到自己的风险，券商会转而与普通投资者站在一起，股民接受什么价就卖什么价。

　　尽管这样的方向初看对于股市稳定并不益处，但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最终形成市场自我机制平衡，这样的市场将更稳定、更可预期。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研究的价值将体现得更充分。

　　有来自熟悉郭树清施政方向人士的分析称，接下来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可能就会是保荐人制度。在目前保荐人“荐”而不“保”受诸多诟病的情况下，保荐人名义上加强了监管，实质上却是“花瓶”。在媒体对诸多上市公司的质疑中，基本上未见对保荐人有任何的实质性处罚。根源在于保荐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在法律上通过让上市公司及高管出具诸多法律文件、声明规避了法律风险。所以，即使保荐项目出现问题，保荐人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风险，最多对从业经历产生些许影响。

　　可以预期，郭时代的市场化改革，监管重心极有可能从事前审核转移到事后严惩。

　　国际化改革：能否扬名立万的攻坚战

　　很多人愤怒的大扩容，在郭时代不但在IPO发行上看不到暂缓的迹象，国际板的推出可能还会加快。郭树清最新的言论指出，“过去我们担心的资金不足问题已不存在，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剩余”，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步伐，包括境外企业在华发债、上市，完全可以加快。”国际化方向，是郭树清整体化、市场化理念的必然结果。

　　对于国际板的推出，讨论时间已长，版本各异。市场主流普遍将国际板简单等同于扩容。在我们看来，国际板是中国经济经济全球化后，中国资本市场必然的结果，问题是国际板是否有实质性的制度突破。如果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确立了尚福林必然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史册，那国际板方案将决定郭树清能否在中国股市扬名立万。

　　如果国际板还是和目前其他A股交易标的一样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交易，这就还是单纯的扩容，这与开设中小板、创业板没有两样，无非是叫了个不同的名字而已，没有改变目前A股的运行机制。但如果国际板可以作为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U型管”，则具有里程碑意义。国际板推出的公司不出意外基本上都已在全球主要的资本市场上市，它们本身就具备了全球的价格发现作用。如果可以通过国际板的价格发现作用，引导国内资本市场在估值以及投资理念上的变化，国际板就不是简单的扩容。

　　在目前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要实现国际板“U型管”的作用是个攻坚战。很大程度上说，这不完全取决于证监会，更多取决于中央对外汇体制改革的态度。但是通过国际板ETF、QDII等方式，依然还是可以在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大框架内打开一个缺口。作为曾经在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过的郭树清来说，这样的方向是极容易得到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