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把小说《生活在别处》带进了一种抒情诗化时代，似乎有还原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但是不巧的是，事实也如他之前想的那样，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种无可跨越的横沟，就像是两个时代的人。而人类的生存与存在也永远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问题的同时几乎也成了问题最后的答案。

　　西方现代派唯美主义先驱康德就说过“纯粹的美感经验与一种无利害之念的沉思与美感对象的现实性或客观实用价值及道德性无关”。康德啰里啰嗦得讲了这么多简单的就是说审美非功利性。而爱伦坡一生恐怖缠身，这个时候就不恐怖了。在《诗的原理》中就把人的精神世界分为三种不同的东西。可见对纯粹的美感或者纯粹的诗化主义一直都是人类追求的象征。在这点上，我觉得它跟与颓废主义相连，人类逃离一种生存标准，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精神空间。实在不易。

　　相比这些人，作为和尼采同时代的生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就比较冷静的看出了社会进步分工后人类的单一生存状态。他指出，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劳作的单一性，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所以究其人类内心精神世界最为简单的唯美浪漫，这话起了决定性的摧残作用。而尼采与叔本华基本上都是在做梦，还一梦千百回。好在西方有了个弗洛伊得，中国有了周公，不然不少厌世情结严重的人可以转行去解析梦境。佛洛伊德说：“梦是一种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和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这就说明人类的唯美追求就是做梦，是本我的最原始表现。在这点上，大概可以通过维多利亚时期来反应，情况就跟中国的文革一样。

　　而我们人性中向往的美感与诗化也大多都在这个现实主义中毁灭了。生活也显得沉重不堪，就如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中写的那样，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这样想来，生活就像是蜗牛背上壳。走到哪都永远跟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