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乐童年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年届不惑。不惑即豁然。那么豁然出什么道理来了呢？壮年的忙碌，青年的迷茫，少时的苦难，仔细比较，发现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我所指的童年是在14岁以前。
几乎每个人都回味着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我发现自己的童年更为快乐，一是相比于现在的孩子，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使得现在的孩子疲于奔命，他们几乎没有快乐可言。二是相对于那时其他的农村孩子，他们或多或少地要帮助大人做一些的劳动来挣工分，比如拔秧、分秧、割禾、拾穗、晒谷，而我的童年却是那么轻松。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四面环水的赣江中的一个洲上，一个完全种旱地的农村。家乡以种茶为主，甘蔗也是主要作物。所以叫茶农，也叫蔗农。当然，因为是种旱地，几乎所有的经济作物都有，西瓜、芝麻、花生、棉花、萝卜、板栗、苎麻、油菜、红薯、大豆、车前籽、土豆、黎黍（高梁）、包黍（玉米）等，都种。也偶尔种麦。我父亲曾当过5队的队长，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个老头来汇报情况，老头有点舌头硬，说话不清，反反复复几次才听明白：麦子、包黍（苗），全被鸡吃了。农户自己也有菜园、枣树、桔树、柚树、桃、李、梨等，野生的可换钱的还有蓖麻、籽树、半夏。记忆中好象也试种过旱稻，但因为不适宜，很快就没种了。对水稻的不熟悉，导致了我直到高中时还不明白为何每年学校会放两次农忙假，而每次师生们都要去割禾——不是割过禾了么，怎么还要去割？
因为是经济作物区，我们吃的是“返销粮”，即国家发给定量粮票，凭粮票到粮站买米，价格是每斤一毛八，而此时国家给我们茶叶的统购价是每斤三块多。那时我们家乡是有名的富裕村。在种粮区每个工分只有三四分钱的时候，我的家乡每个工分竟是一毛五。每到年底，几乎家家都能分到几百元钱。劳动力多的人家，甚至可以分到千元以上。生产队按人头分猪肉，每个人有两斤。
除了农业收入，家乡还办起了两个厂，一个是造船厂，年可造30吨以上木船两三艘。还有一个全电动化的制茶厂，杀青、捻条、烘干、成型，全机械化。我记得为建制茶厂，每家须交砖头几百块。为筹砖，不少人发明了探古墓法，用一个钢针探下去，听声音判断是古墓，还是只是一块石头。我还记得当时用船运来这些机械设备时，从没看过机械的我，是那么新奇。
因为要电动生产，就要有电力。用的是柴油发电机。既然有发电带动机械，何不用来照明？于是我们这个偏僻的洲上，成为全乡最早用电灯的村。
每天，造船厂的锯木声、打钉声、把桐油拌石灰再拌竹丝的膏嵌入船缝的声、制茶场的柴油发电声、制茶机的轰鸣声，响作一团，让对岸粮作区的人羡慕不已。岂止是对岸的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羡慕，“嫁到洲上去”，成为许多姑娘的愿望。
茶叶能卖好价，自然质量要把住。除了制茶有工艺外，采茶也是个关键。胡乱地采，不仅降低茶叶质量，而且还采伤茶树，妨碍下季的发芽。采茶是手工活，也是作为孩子唯一能参与的体力劳动。为确保茶叶质量，生产队不许孩子帮忙采茶赚工分。这是我童年得以轻松的“德政惠策”，不知当时是谁当的大队长，他可是决定那时我们整整一代孩子童年生活的人。
采茶不用去，其他更重的农活也做不了。我们那时的孩子们啊，剩下的唯一的事就是玩耍。都玩些什么呢？
玩水。没事就跳进河里，一玩就忘记了时间，直到河水把手指都浸成皱纹，直到有点头晕了，才上岸。打水仗，扎猛子，看谁在水下憋得久，看谁能在水下游得远。那时的赣江水运繁忙，每见有船从下游开上来，我们就拼命游过去，扒上船，坐到船头大喊大叫，显示自己的能耐。有时大骂船员：“船上人，冇良心，打开竹门就骂死人”，是首儿歌。船员自然恼火，冲过来要打，我们则纵身一跳，走了。也扒上停靠在岸边的船，从高高的船头上一跳，看谁最先摸到锚（现在想来真是危险。那锚可是几个尖锐的铁角啊）。也玩滑溜，先用水浇湿坡上的土，然后赤裸着身子，从高高的斜坡上滑到水里，溅起水花。有时候运气不好，硌到一片瓦子，顿时身上被划出一道血口。
务鱼。河里不少小鱼，斫根竹子，削去旁枝，用火薰黑竹节，就是钓竿。用蒜梗作标，抓包菜里的青虫，或苍蝇作饵，用钓竿连续拍水响以吸引鱼来吃，口里叫道：“钓竿蛮蛮长，钓了鱼的娘（钓大的）。钓竿蛮蛮短，钓个鱼的卵（钓不着）”。每天早上能钓个八九条，用竹笋、酸菜、辣椒一炒，那味，没得说。不仅自己能吃到鱼，而且还得大人们的赞许。用红瓜子作饵，在膝深的水里放下线钓，中午时分看一次，傍晚再看一次，往往能弄到一种半斤重的红眼睛鱼。那时候没禁止炸鱼。中午时间，看某个大人鬼鬼祟祟地揣个物体，在河边观望，我们估计他是要炸鱼了。我们就偷偷地跟在后面。等他一丢下炸弹，我们就纷纷跳出来，直扑水里，抢着捡鱼。水面上没鱼了，就沉到水底，睁开眼睛找鱼。有一次，大人刚丢下炸弹，还没炸，有个孩子就扑到水里了，炸弹一炸，震得他肚皮发麻。除了在河里务鱼，我们还在水塘里务鱼。花一上午或一整天，用脸盆把一个小水塘的水抚干，能抓到几斤鱼。
打土仗。一伙孩子为抢占一个高地，用土块做武器，迎面痛打。土块打着有痛，但不至于伤人。有谁遇上块硬点的，就痛得哇哇叫哭，战斗也就此停止。为躲避必然而来的大人的问罪，各自作鸟兽散。有一次，我们这村的孩子纠集一起，准备晚上攻击另一村的孩子，事先埋伏在路旁的一个甘蔗林里，摒住气等。突然，甘蔗林里的坟墓上站起一个白影子，大声喝道：“你们干什么？”我们被吓得魂不附体地跑。原来这老头是队里派去夜里照甘蔗的，是个鳏夫，他不怕鬼，鬼却怕他。夏夜里他直接就睡在坟墓上。
挖坑害人。在大人从地里劳动回来必经之路上，挖个深坑，放一堆牛屎，用树枝架上，盖上土，抚平，然后躲起来看。见人来了，既兴奋又害怕。突然，那人脚踩到了，踏入坑里，一脚牛屎，大骂不已，孩子们却大笑而逃。大人追，孩子逃，是那时常见的情景。有一次，一小孩挖好了一个坑，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背个把犁过来，想喊又没敢喊。他父亲一脚踏进坑里，犁头刺背，闯大祸了。
务野食。谁家的桔子先熟，哪棵树的柚子好吃，哪家的枣子红了，我们摸得清楚。要偷哪家的吃，还事先与他家孩子通报，征得孩子的同意甚至支持：“今天晚上来偷你家的桔子，可不可以？”“不要，我爸爸今天晚上不会出去。”只好等明天了。
所有的板栗、甘蔗、西瓜都是公家的，有人守，可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怎么办？我们捡掉在地上的板栗吃，总可以吧？孩子们手持一根竹杆，说是扒草的，其实趁没人就挥杆打。衣服里揣着个尺把长的小木棍，趁没人，向树上一甩，哗啦就打落几球来。每个孩子一天都能“捡”到一两斤板栗，回到家，大人赞许得很。也有被抓到的。一般处理方法是缴了竹杆和木棍。有个外村的孩子被抓到了，生产队勒令他作检讨。孩子哆哆嗦嗦地念道：“今天，我爸爸买了肉，没板栗来煮，就要我来偷。我就来偷……我再也不来偷。”
偷甘蔗一般是晚上，夜里饿了，两个孩子互使眼神：“去吹笛么？”。偷甘蔗得有工具，到船厂捡来废锯条，磨成闪着寒光的匕首。趁没人，刺入甘蔗，旋转一下，倒了，一声没响。或向甘蔗林的一头里甩块石头，哗啦啦地响。守蔗人赶紧跑过去，喊“哪个在偷蔗吃？！”。这头，我们赶紧掐蔗，守蔗人想来抓也来不及了。
生产队特别看重对西瓜的防守。我们几乎难得手。有一次，我瞅见一个西瓜地只有两个老妈妈守，就约了个孩子去偷，结果被发现，我们慌忙丢了西瓜狂逃，没想到那老妈妈死心眼，硬是追了我们几里路。当我们越过另一个西瓜地时，被突然窜出的一个年轻人抓住了。任凭我们怎么辩解，他硬说我们是想偷他的西瓜。才刚刚摆脱老妈妈的穷追，又遭此黑天冤枉，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嚎啕大哭起来。年轻人这才心软，问我是哪家的。一问，原来与我家还有点亲戚。这才放了我们。后来我长大了，我再不认这亲戚了。
有一样非常平常但又美味的东西，小时候经常弄来吃，但长大以后再也没吃过，那就是柿子的籽。柿子青时，挖出它的籽，费很多工夫，把籽上的衣磨去，洗干净，又韧又软又甜。
夏日里，村里不时来卖梨瓜、卖冰棍的外乡人。梨瓜的浓香、冰棍的冰爽，让我们垂涎三尺。没有零花钱，怎么办？我们一是通过勤劳，去捡蓖麻籽、籽子、茶籽、挖半夏交到供销社去卖钱。也想办法去偷东西卖钱。造船厂需要使用大量的铁钉子，也使用各钟铁制工具。我们站在师傅旁边，“欣赏”他的工艺，他也洋洋自得地干得更欢。一不留神，我们就把他的工具或铁钉踢到一个脚落旮旯里，然后就走开了。等船厂下班了，我们急忙到旮旯里寻。多数时候是被师傅找着了，也偶尔没被找着，还在那里。我捡东西，又不是偷东西，不算犯法吧？于是心安理得地拿去卖钱了。一斤铁钉能卖两块钱，一个铁锤或一把斧头多少钱？孩子又不懂行情，“随你给吧”。
那时全村没有谁家出过大学生，读书考大学是连想都不会想的事。所以大人们虽然也重视孩子的读书，但抓得并不紧。考试吃多少分，只是一时地拷问，留级却是个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所以只要不老是留堂、不留级，孩子们是不学习当作回事的。剩下的事，还是玩。
终于，玩到头了。1981年，我十三岁那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农村从此焕发生机，然而我的家乡却是开始苦难，对我则是快乐童年的结束。生产队解散了，船厂解散了，大队的制茶厂解散了，电灯没了，重新点煤油灯。家家户户为增加茶叶产量，支使孩子去采茶，我的轻松快乐的童年也随之结束。
采茶苦。一年有四到五季茶可采，分别是春茶、夏茶、秋茶和禾芽茶，每一季要采半个月以上。每一次都得采半个月以上，一大早就被叫起，采到上午九点才回家吃饭，饿得发慌。中午烈日当空，要到十二点才许回家。吃过中饭，孩子烧火，大人炒茶杀青。炒好了一锅，马上大人孩子每人一个茶团，趁热用手使劲揉，那个烫啊。手上、脸上、身上全是汗水，洒入茶团里。揉完茶，晾晒，已是中午两点。休息一下，马上又得顶着烈日去翻转茶叶。下午三点，还是骄阳似火，就得出门了，一直要采到天黑伸手不见不指，才回去。因为怕误了茶时，也误了其他许多农活，所以非得赶紧把茶采完。晴天采，雨天戴着斗笠也得去茶。半个月下来，手指都采得开裂，贴上胶布还得继续采。茶树上有一种虫，十分毒，一碰着它就会刺得疼痛难忍。日复一日地重复，让人心烦不已。
与此同时，茶农的命运也走下坡路了。国家取消“返销粮”，茶农要到自由市场上买黑市粮吃。每斤四五毛，一直涨到八毛九毛，而此时的茶价却贱如狗屎，每斤三四元。为维持生活，茶农只得增加产量，孩子们稚嫩的肩头上担子也加重了。
为赚生活，只13岁的我，参与到一切超强劳动中，运粪、劈草、斫茅、锄地、扶蔗基（夏日里在密密的甘蔗林中，穿着厚厚的衣服劳动，一呆就是几小时）、砍甘蔗、削甘蔗、背甘蔗。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改变越来越穷困的面貌。为供养我在县城读书（全家唯一能突围出去的希望），几个兄弟不得不辍学回家。我祖母逝世，父母亲无力办丧，只得变卖母亲陪嫁的首饰。整整一称盘的银链加戒指加耳环，只卖了六十元。
生活越来越愁苦。为供养我读书，家里不得已而经常举债。每次回家要钱，当看到父亲去向人借钱时，我心如刀绞。在这节骨眼上，我的一个辍学在家的哥哥由于悲观而弃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生活艰难。悲痛使母亲此后经常以泪洗面，几年后她也作了同样的选择。
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
再见，我的快乐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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