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正午，人大教授、博士导师余虹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或者一只飞鸟！

    接着，便闻说公安部门经过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再接着，是是非非的议论和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便扑面而来。

    老实说，此前，根本不知道余虹此人。在学术如方便面、麦当劳似的快捷却乏养分的当下，我们只记住了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超女，至于那些真正卧虎藏龙的大师，我们又知道多少！是大师们的著述曲高和寡？抑或是我们的内心过于浮躁？

    大师驾鹤西归的独特方式，想必惊醒了不少如我一样此前从未耳闻大师的人，当然这断不是大师离开人世的初衷，否则他在九泉之下打探到我们这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必将死不瞑目。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师的这种非初衷却还是达到了这种效果，只要点开和余虹相关的网页，便可知道海内外还有多少如我一样由从不知道大师到看了他的著述后为他的死与思想扼腕唏嘘的人了！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其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多么的震撼人心啊！我们常在想，那些轻生的人或许是因为活腻了，行尸走肉，早已把死看成是一种麻木的举动吧！然而，这八个字郑重地告诉我们，轻生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啊！那甚至是一种英雄般的勇气，只不过它是触动人们脆弱灵魂的勇气，所以便被人们贯以“懦夫”、“弱者”等称号。自杀固然不易，然而活着却是更难，两相比较，孰轻孰重！

    或许，这句话极易让人们联想到大师的自杀和他生活的环境——人民大学相关，更有世俗民众凭了这句话便从无中生有到造谣中伤吧！其实，只要稍作了解，就可知道，这些猜测都是子虚乌有，有他本人的遗言佐证：在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正处事业颠峰的生命呢？要回答此问题，必须抛开世俗成见。在一般人看来，余虹有身份有地位，是个体面的名牌大学教授，况且在学术事业上也正一帆风顺，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何要走这条不归路！他们只知道，自杀是被贫穷艰辛的生活所逼，却不曾认识到在人的生命中，物质和精神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即使享受尽荣华富贵，如果精神总处在迷茫无奈中，活着又何尝不是莫大的痛苦！

    在余虹的博客中，我隐约找到了这种痛苦的根源。那是一种对现状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党等大环境极其不满的痛苦和无奈！如他在《我与中国》中写道：“就我与政治中国的关系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个体的政治权利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真正建立起来……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政治中国作为单纯的权力政治空间在剥夺了个体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切断了个体对它的真切依恋与操心，政治问题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再看我与道德中国的关系。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

    “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在《命运七七》写道：“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关系？‘高考’是什么意思？除了很多别的意思外，高考显然是落实每个人受教育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历史方式，具体而言，是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每个人公平竞争上大学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剥夺，又因恢复高考而被恩赐。在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复’这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而是‘剥夺’和‘恩赐’的权力机制。换句话说，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77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被剥夺的权利与被恩赐的权利是同一个权利，凭此权利而生存的人被同一命运所左右。从表面上看，当权利被剥夺时你是不幸的，当权利被恩赐时你是幸运的，但从根本上看，你在剥夺与恩赐的轮回之中。今天你被恩赐，明天你就可能被剥夺；你这一代人可能被恩赐，下一代人则可能被剥夺。一旦人的自然权利成为绝对权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权利就是一个假象。也许我们在得失之中的不安与恐惧就置根于此？也许那不绝如缕的噩梦警示着白天所遗忘的真实？”

    文中的分析着实透辟，思想着实深邃！大师所思考的都是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利益息息相关之事，俨然一个当代的鲁迅，为人民呐喊！只可惜，他的呐喊是这样的力不从心，他的理想是这样的易碎。他所呐喊的并不是不为政党高官所知道，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在是千古至理。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有几个官员不为自己谋私利？有几个官员还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坎？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权利必须牢牢把握在我手里。而这样的后果便是人民的利益被少数人剥夺，人民的权利被高高在上素质低下的官员随意践踏。试问，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几个人会相信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这句大而空的自欺欺人的标语？

    可是，在偌大的中国，难道只有余虹大师看透此问题？当然不是，只是大部分人更多的是采取“难得糊涂”的心态，即使算不得是苟活，也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舍此又能如何？而一生热爱海德格尔、尼采的余虹却注定不愿这样忍受，既看不到希望，就以死寄托完美理想吧！

    逝者长已已，生者绝不能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愿大师的死能唤醒有良知的人们，使我们的明天告别黑暗肮脏，也得以告慰大师的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