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的校长，行政级别15级、工资115元，当时属县团级干部。他戴着宽边眼镜，很有派头，是很儒雅的饱学的建国前的老革命。他每天吃住学校，早上早早起床和同学教师们绕着四百米跑道，一起慢慢地很有派头地跑步。也关心同学，常与同学们聊天。

　　文革时，他成为走资派，罪名是执行“封、资、修教育路线”。在他被批判的会上，我们知道了他历史上所犯下的一项“严重反党罪行”：“58年他公然反对党的领导，拒不执行上面‘全校学生放假，倒出学校校舍，改为批判右派大会的会场’的指示……”因此，却更令我心生敬爱。

　　68秋我们下乡时，他仍在“牛棚”中劳改。

　　72年，我在地里劳作四年后，有幸被大队书记告知：学校有一女教师生孩子，要我去代课，共45天。她假满，我仍回地里劳作。我听后，喜忧参半：这无疑是一个脱离爬垅沟的机会，很想去；可又一想去了，45天后人家来上班，我又要重回地里干活儿，难免又要被大家笑话。

　　踌躇间，忽然想到校长已解放了，来到县城任文教组长（相当现在的教育局长），何不找他商量一下？

　　校长见到我，极热情，久久地握住我手。听我说完了，马上表态：“你当教师，知识就能用上地方了；在地里干活，过几年，就都忘光了，书不白念了吗？听我的，上学校当代课教师去！”

　　“当教师，我愿意。问题是那女教师歇过45天产假，一上班，不就又把我顶地里干活去了吗？”

　　校长严肃地说：“不是有我呢嘛！你回去安心当你的教师吧，我保证谁也顶不了你。”

　　见校长如此说，我也不便多言。一肚子忐忑地当了代课教师。

　　45天一天一天地度过，我的教师生命也在一天天缩短。等到第二天那女教师就要来上班了，对我的教育教学工作极满意的学校领导也留恋地宣布明天要会餐欢送我了，我也没得到校长的信儿。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校长是不是还记着给他学生的保证。当然，我也绝不会再去找他——如保不了我代课教师的位置，那也必定有他的难处的！

　　就在我心情极其不好时，上面来了通知，让我校选派一名民办教师去县进修学校进修，后天报到。

　　这样一来，学校领导和我都如释重负了。

　　结果，我就仍然在学校当我的代课教师，直到77年底参加高考。

　　这些年每忆及此，就对校长心生感激。可我从没当面与校长谈过这段往事，也从未因此向他致谢——因为怕惹他生气。他帮助人，绝不是为了得到感谢的。他也绝不会记得这个“小事儿”的。我只好衷心祝福他老人家、我的好校长，身体康健、长寿！

　　老人现已年过八旬，离休在家，儿子在国外留学、工作。家庭十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