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的影总是忙碌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家里就母亲一个劳动力，她一个要忙着耕田播种，忙着锄草杀虫，忙着喂猪放牛，忙着收割粮食，忙着烧火做饭。去秋来，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只要天不冷，忙碌的母亲总是赤着脚。据她自己说，小时候家里穷，打赤脚是为了省鞋钱，后来习惯了，觉得光着脚比穿鞋方便自在，反而不愿穿鞋了。

　　母亲赤着脚走在乡间的路，不是肩挑就是手提。出门的时候，挑一担大粪或背一袋化肥。回来时，挑的是收获的各种粮食，要不就是猪菜。最轻松也是扛一把锄再加顺路捡回来的几根柴火。晴天的路不难走，最多是地面被太晒得发烫。下雨天可就难了，泥泞的乡村道路常常让无落脚。亲却还是走得很自如，光着脚挑着百斤的重担从未跌倒过，很是让佩服。她告诉我，下雨天不要踩那些硬的地方，那容易打滑。相反倒是烂泥堆保险，脚是脏一点，但很稳当。难怪，我总是看见母亲挑着重担，一步一步全是往泥堆里踩。一脚下去，留下的是和牛踩过的相差无几的一个深深的坑。遇到陡的路，没有烂泥可踩，亲的双脚和地面较了劲，十个脚趾牢牢地紧扣住地面，硬是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了过去。在雨天，母亲的脚印深深地印在泥地里，不是那种只看到五个脚趾和脚跟的梅花形，而是超重负载下沉的船形。

　　我留意到，如果不负重的话，这双脚的步伐还是很轻快的。我偶尔看到母亲肩只扛着一把锄，健步如飞，连跑带跳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我跟在后面，累得喘吁吁也还是落下一大截。后来我看到运动员的负重训练，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一路赤脚走来，母亲的脚不知多少次地被石子硌疼过，被树桩磕伤过，被荆棘刺痛过，再加炎的炙烤，泥的浸袭，已经看不出它的本。白天，它裹着泥、沾着粪，呈暗黑。只有到晚临睡前，它才得以泡在里，好好地洗一回。但这时我们弟几个早已进入梦乡，母亲则常常是脚没洗完，早已不知不觉歪在那儿睡着了。

　　我有机会仔细端详这双脚，那是在它出了问题以后需要理，比如走路时脚趾不小心被碰伤啦，脚板下被荆棘扎啦等等。被碰伤的脚趾通常是用点破布随便包扎一下，避免再碰着，很少。只有脚板下踩了刺，亲行走不便时，才找来缝衣针，把脚洗了，让我帮她挑刺。其实洗过的脚和没洗过也差别不大，颜还是暗灰，脚指甲歪歪扭扭地，黑乎乎的，脚板底下厚厚的不是皮和，全是坚硬的老茧，纵横错的划痕好像到都是刺。母亲用手探了探，明确了刺的具方位，让我用针挑。一针下去，我感到犹如电钻在泥地凿般艰难，费了好大劲才把刺挑出。难怪以前父亲曾戏谑地说：“你这双脚，踩到杉木的刺一点都没事。”现在谁要是认为这句话有半点夸张的话，我一定会很认真地证实：此言不虚。

　　母亲很正式地穿鞋，一般是要去赶集或是走亲戚。每逢这样的子，那双常年受冷落，只有晚才能与脚亲密接触几分钟的塑料凉鞋已被刷得干干净净。但鞋一套脚，母亲立刻就发现鞋与脚的反差实在太大，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不知什么时候买的一双加厚丝袜套，这才出门。那双长期遭晒雨淋的脚在这样的子里被小心地保护起来，偶尔从丝袜的破中窥一下市集的繁华。

　　工作后，我开始帮母亲买鞋，母亲拿到鞋时很高兴，但平时还是很少穿，那些鞋还是经常被冷落在墙角。

　　再后来，母亲随弟弟还城里住下。刚到城里，母亲还是习惯在家里打赤脚，但有一次却因家中的地板太滑而摔伤了腰，我们就强迫她穿鞋。不过母亲再也不用丝袜套凉鞋穿，她的脚在住到城里后渐渐地裉去黑，开始变白变嫩起来。这双历尽沧桑的脚，终于不再需要急匆匆地奔走，而是像所有城里幸福的老年一样，悠闲自在地漫步于繁华的街。

　　但不知为什么，母亲赤脚的形象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