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故乡的山路。故乡的山路纵横交错，一条条一直延伸到我的血管中。乡路没有一条是平坦通直的，都依山傍水或顺势起伏和曲折。

　　特别是四季中，弯弯的小路把田野和村庄剪成若干个方正或椭圆的小块，象条条丝线把田园和山坡分割成多姿多彩的画面，有的翠绿，有的青黄，有的红艳，有的灰白，它们似一块块相依而合的拼板，紧凑而又自然的贴切在大地之上。

　　我的父辈在乡路上一生行走，从朝雾到晚霜，大约在弯弯的小路上走过了二万五千公里，相当于红军长征的一个来回。从年青的少年一直走到垂暮的苍年，几乎踏碎了每一块石粒，也踏遍了乡路旁四季轮换的青草和衰蒿。他们用脚步丈量着心园与家园的距离，一直行进在渴望和寻求之中。

　　到底他们最需要什么？又最渴望什么？我的长辈一生也没有弄清，也许是生活的需要，也许是潜意识的指引，也许是对幸福有着太久远的崇拜。

　　寻求和渴望幸福的方式，最简单的不过的真理就是劳作。这是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话：要靠劳动吃饭，要靠劳动创造幸福。

　　幸福这两个字，不外乎包括伺候土地，种点庄稼，以维持生计和养活牲畜。还包括对一块土地的依舍。他们住过最简陋的茅房，茅房没有一扇窗，只有一扇门可供进出。也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盏。我还记得小时候曾攀折松枝作为照明之用，可以节省几毛钱。人和牲畜用一道栅栏隔开，人的呼吸与猪的呼吸几近混合，猪槽和锅灶紧紧相连，那就是一种生活的和谐守望，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彼此对照。

　　在我很远的记忆里，乡路依然是弯曲的，路的命运本身无法改变。这种命运对人来说，是绕道而行还是依路而生，这成了对命运的角逐和选择。

　　到底有人掀开了这扇门。从南方传来的消息让村民大吃一惊：可以不种地了，可以到处去挣钱了。这让许多人蛮生感慨的。好多人扔下锄头和镰刀，几乎是一夜之间，少壮派的年轻人走出了弯弯的乡路，一直向南方迁徙奔走。家里只剩下年老体弱的老者和不懂世事的孩子。这条乡路，成了一条黄金分割线，昭示着一个乡村经济和历史的转型期的到来。

　　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每家每户至少也有三五亩山地。虽不能盛产太多的经济，但还能勉强填饱肚皮。去南方的乡民安顿好了生活，便开始在那里为生存出售体力和卑微。不论怎样说，扔掉了锄头，就等于自己不再是农民了。这是一辈子的希望和追求。那锄头太笨太重，出不了活儿，来不了经济。这个转变就是对自己命运的一个终始的选择。不管是颠沛流离，还是无家可归，只要走出大山，就意味着自己是有出息的了。

　　我的几个亲戚也去了南方，跟着象洪流一般的人群打工去了。由于家里有老有小，她们拿不动锄头，更没有力量去春播秋收。眼看着还有些肥沃的土地就这样撂下。遍地是野草萋萋，一派丰茂。那些杂草和蒿蔓成了鸟儿觅食的最佳去处，也成了野兔打穴的最好避风港。

　　家开始有了倾斜，乡路也开始有了倾斜。那些在外的人们不再回首弯弯的乡路。他们羡慕着城市的繁华，决定把自己的命押在那里。即使是捡些垃圾，即使是在建筑工地干些重活，即使让自己的媳妇出去拉客，即使去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总之，这经济来得快，也来得多。乡路那边的父老怎知道这经济的来路。反正有了票子就有了尊严。他们着上粗布西装，系一条有折皱的领带，里面的秋衣还保留着原始的朴实。这身装束，是城里人的象征。至少，也象城里人的工人模样。

　　他们干瘪的口袋终于有了一点银子。这足以让他们在乡人面前抖抖大气。他们说话的语调带着南方的方言，走路时一直挺胸抬头，见人目不斜视。刚开始时，乡人都很咂舌，有的村妇还在背后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些媳妇的钱听说是用身子换来的。可是时间长了，她们也不再说什么，不得不承认外面就是好。自从回来的人盖起了新房，买上了彩电和家具以后，乡人们再没有吱声的了。不管怎样，经济是好东西，谁还会嫌弃它呢？不管经济是如何来的，到了自己手里就是自己的了，谁还会想不通呢？

　　出去的人和回来的人都踩在弯弯的乡路上，似乎这条路已是通向富裕的桥，也成了一条分水岭。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走得差不多了，就连记者采访那些留守的孩子时，儿童们竟说出了令记者惊叹不已的话：长大了，我也要去打工。这一句话的份量有多重，人心自有估量。

　　村民们不再种粮食了，以前丰茂的玉米林现在也很少见。他们只种药材、烟叶和养猪养羊，但还依稀可见几片菜畦。家里的人用外边寄回来的钱去购买大米、面粉，俨然过着乡村畸形的城市生活。

　　时过境迁。当一种观念把传统打破，就永远不会回来。留守在乡村的儿童和老人变成一只只孤独的鸟，虽有家园，但他们的灵魂无时不在弯弯的乡路上徘徊。

　　曾几何时，这条乡路是如此的人来人往。而如今，弯弯的乡路上行人依稀，偶尔有几个老人和几只牲畜经过。只是每逢过年的时候，这条路又富有生气了，来来往往从外面赶回来的人，提着大大小小的皮包，脚步匆匆地赶向那缕缕炊烟升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