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转向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辅。在众多的措施当中，不少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从积极方面看，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以财政信用支撑银行信用，对于保持居民对国有银行的信心，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出资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有助于推进不良资产的化解，缓解国有银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而产生的惜贷、恐贷。财政贴息支持技术改造，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弱化了来自企业的内生性通缩，也提高了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积极性，以国有银行为主的信贷传导渠道还能继续发挥作用。 
　　 
　　财政过于“积极”，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设置了不少障碍，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搭配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独立性。比如，发行中长期国债，由银行购买，同时要求银行提供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而中央银行则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这样，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受牵制很大。从效果上看，表面上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债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又可以为银行资金找到出路，改善其财务状况，降低不良资产。实际情况如何呢?自2000年底以来不良资产比率出现下降，2001年头6个月就下降了2．1％。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国债投资项目的效益? 
　　 
　　货币政策即使已经产生了一些累积效果，也被财政增税的紧缩给抵消了。这种判断来源于以下事实：(1)增税削弱了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积极性。1998—2000年三年新增税收4425．96亿元，而1991～1997年新，增税收合计只有5412．18亿元，即最近三年新增税收占整个20世纪90年代新增税收的45％，在经济原本萎缩的情况下，增税则可谓是雪上加霜。(2)税收增长过快，削弱了民间资本的积累能力。1998—2000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扩大，三年分别为11．32％、13．02％、14．16％。结果居民新增投资、消费支出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此可进一步判断：增加的货币供应大部分实际上以税收方式又被财政收走了。 
　　 
　　更为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强了政府直接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强化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格局，逆向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结构。一方面，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依然梗阻，因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致力于国债投资和国有企业的三年脱困目标，经济金融结构和投融资体制扭曲的现实并未有多大改变。另一方面，货币扩张将资金集中于金融市场，却不能传导到实质经济中去，金融泡沫化严重。由于有政府隐含担保，银行根本没有动力改善经营机制，更不会去冒风险扩大对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加强了体制性的收缩。这样，本来就阻滞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就更加难以通畅。 
　　 
　　总之，大规模扩张政策的连续实施，成败兼有，就政策方向的选择和坚持来说，是成功的，但就稳定政策与体制政策的一致和协调来说，不仅削弱了政策效应，而且恶化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了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共生的死结，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