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用现代契约经济学理论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全新的分析。作者认为，会计政策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并导致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它本质上是一项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由于会计报表的重要作用以及会计政策的契约条款特性，在企业的代理契约、债务契约和其他社会契约中，会计政策选择都倍受各利益相关者关注。本文从完善企业契约和社会契约的角度提出了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若干建议，对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代理契约债务契约社会契约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企业会计政策是连接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桥梁和纽带，它既受会计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又直接规范和制约企业会计实务，并对企业会计报表和资本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会计政策有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之分（黄菊波等，1995），宏观会计政策是指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订和发布的会计准则、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会计准则；企业会计政策则是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的范围内，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所选择的最能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的总称。至于会计政策选择，诚如张为国教授所述，“所谓会计选择行为，即指前述利害集团（指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者等-引者注）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在现有的以会计准则为会计政策规范主体的模式下，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所说：“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就可能将投资者引入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如果说财务报表是一种资源分配的手段，那么，相互对抗的会计方法的滥用就会导致在整个经济中效率不高地分配投资资本”。所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上述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

　　二、企业的本质与会计的契约特性

　　（一）企业的契约本质与会计的契约特性

　　从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看，直接从契约理论来看待和认识会计的要数西班牙杰出的数学家、法学家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1552）。卡斯基洛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契约，会计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约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要求；会计人员应该登记的不只是商品进货，而首先是契约要求的供货量，然后是履行契约。他还认为，资产负债表包括了所有的契约参与者，并反映这些契约产生的权利和要求的数额。卡斯基洛开创了用契约理论解释会计问题之理论先河，为我们用契约理论研究会计问题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可以说契约理论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学科，说它历史悠久，因为广义的契约理论产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说它是一门新学科是因为它被直接应用于解释现代经济生活现象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契约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更只是从实证会计研究开始。

　　按照契约理论的观点，企业是“若干契约的联结”，在企业的契约签订后，企业利益相关者就要对契约进行监督。鉴于会计收益在契约中的重要性以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企业选择不同的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代理责任和代理绩效，为了管理和协调委托代理关系，避免某个利益集团产生有损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就产生了如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在制定企业的契约条款，以及在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过程中会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企业经理报酬契约中、在企业经理与银行签订债务契约时往往都用会计指标定义契约各方的责权利。由于会计数据在契约中的重要性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企业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对委托代理关系会产生较大影响，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就是怎样为企业代理契约等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契约理论构成了现代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二）契约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在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会计研究主流方法的西方国家，实证会计理论致力于根据各利益相关者选择会计准则、会计政策和方法的行为，来解释现存的并预测未来的各种会计实务。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目的是试图解释和预测各社会利益相关者为何选择这种而不选择那种会计政策。随着实证会计研究的风行，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会计界开始研究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所谓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是指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股东、债权人、雇员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Stephen.A.Zeff，1978）。换言之，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失。“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在在劳动就可以改变业绩的捷径”。因此，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争取于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契约安排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如R.L瓦茨，J.L.齐默尔曼（1990）提出并证明了红利计划假说（bonus plan）、负债权益比率假说和企业规模假说，并认为，“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上述假说的运用无不和契约理论相关，亦即会计政策的契约条款以及会计数据的契约特性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在企业各种契约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三、代理契约：红利计划假说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所有者要给予代理人一定的激励与约束，即签订代理契约，并采取给管理者红利报酬的形式以激励，检验这一报酬契约和会计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假说被称为报酬计划或红利计划假说。

　　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意味着管理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从事经营管理。对于那些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人们很难想象他们在经营中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但当管理者只拥有所经营企业60%的权益时，管理者可能就不会再百分之百地为所有者利益服务了。企业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订立最佳契约的方式加以解决。最佳契约是指通过向管理者提供激励，促使其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从而减少代理成本。最佳契约的方法之一是将对管理者的激励与股票价格相联系。在通常情况下，对股东而言，会计利润是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因此它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比股票价格能更直接衡量管理者业绩的指标而作为激励管理者的基础。根据上述原理设计的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主要有：（1）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超过计划利润数额一定百分比的红利；（2）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和公司股票价格相联系的红利；（3）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按照股利支付比例计算的红利；（4）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可在管理者离开企业或退休时按照股票价格支付较高的红利，或者按财务报告中的会计收益采用累进比例的方式支付红利。在上述激励机制中，会计收益被用来作为确定支付给管理者报酬的重要基础，这样管理者就会十分关心对会计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甚至为了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而利用或操纵会计政策选择。只要会计收益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管理者利益就有可能如此，其中尤以上述第二种激励机制情况下为甚。

　　由于红利计划与财务报告中的会计利润直接相关，所以研究者可以假定：当存在红利报酬计划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选择可将未来收益提前至当期的会计政策。这样，通过操纵不同期间的会计收益将会影响管理者红利报酬的现值，并增加其获取红利的确定性程度。

　　四、债务契约：负债权益比率假说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如果说红利计划假说说明的是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内部代理契约关系，那么，负债权益比率假说所要揭示的就是管理者与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外部代理契约关系，因为相对于企业管理者这些“内部人”而言，股东和债权人则是企业的外部人。

　　（一）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问题的产生

　　债务代理契约关系源于借贷业务，当企业向债权人借入债务时借贷双方便产生了债务代理契约关系。在企业和债权人的借贷关系发生后，如同债务资本的风险与收益相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就产生了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股东或经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转移、剥夺债权人的财富。首先，股东未经债权人同意，做出决策或通过管理者将债务资本投资于比债权人预期风险高的计划或项目；其次，股东为了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扩大经营规模，在未征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行新债券特别是发行优先等级高于旧债券的新债券，致使旧债券价值下降，在企业破产时，债权人的利益就难以得到如债务契约上所载明的保障程度。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债权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付股东：一是在发现股东有转移财富的意图时，就拒绝再向其提供债务融资，断其债务资本“粮道”；二是在债务契约中加入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在内的限制性契约条款，如固定资产折旧率、资产负债率水平等。

　　（二）债务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冲突

　　在研究代理关系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时，人们假定企业经理既是企业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捍卫者和代言人，换言之，此时代理关系的委托人是企业的债权人，代理人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经理人。而债务契约也就是企业经理代表股东与债权人签订的，用于明确债权人、债务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法律文书，包括各种贷款契约、债券发行契约等。企业债务契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经理人的行为或要求其按一定原则、目的行事，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史密斯和华纳（Smith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债务契约的存在，为股东利益服务的经理存在着通过减少债务价值以增加权益价值的手段将债权人财富转移至股东手中的动机。但因债务契约的限制，经理有可能采用绕过约定的会计政策、会计程序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正如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达里怀教授（S×Dhaliwai）所说，“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一种可降低技术性违约可能性的途径。一家公司能够降低违反保护性贷款契约的可能性……且贷款契约中含有保护性条款的公司有更大的动机选择可加速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有实证研究证实，随着财务杠杆比例的提高，经理人将不会选择那些能将未来期间会计收益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和程序。这一结论这表明：（1）随着财务杠杆比例的提高，债务契约的限制达到了顶点，同时也意味着经理将债权人财富转移至股东和自己手中的行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2）经理会通过选择那些能增加资产或减少负债的会计政策和程序，来减轻债务契约的限制。

　　（三）债务代理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协调

　　詹森（Jensen，1988）在论述企业债务的控制权时认为，当企业有充足的现金流量时，股东可以通过要求经理人支付现金股利或以股票回购的形式取得对现金流量的控制权，减少经理把自由现金流量投资于低效率的项目或用于挥霍的可能性。和股权融资相比，债务融资因其较强的支付约束力而为股东实现对经理的控制目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经理在满足了股东的股利支付要求后，可以通过负债融资。按照债务契约要求，债务本息的支付都要动用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若不能如约偿还就可能被提起法律诉讼，不象股利的支付那样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若公司破产，经理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工资福利、社会地位和对公司的控制权，还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在经理市场上谋求新职位的声誉。因此，在有债务契约约束时，经理必须保持足够的勤勉和效率为股东利益服务，至少要保证公司债务的偿还，否则就有可能因公司的破产也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

　　根据上述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教授（1990）教授提出了负债权益比率假说。他们认为，当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那么，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越高，企业的经理就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提前至当期的会计政策。我们假定企业的价值等于权益价值与债务价值之和，那么增加股东权益价值的途径一是增加企业的总价值，二是将债务价值转移为股东权益价值。对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而言，前者是有效率的契约行为，后者则是机会主义的契约行为。会计政策选择在上述负债权益比率假说中的作用，一是可以降低企业违反债务契约中负债权益比率条款的可能性，降低企业违约成本；二是股东或经理可以以“隐蔽”的方式实现转移财富目的。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整体上会带来以下两种效应：（1）效率型的会计政策选择能够起到降低社会契约成本的作用，使企业的经营更富有效率；（2）在代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机会主义型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戴奉祥2001a）。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债权人可以通过限制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以债务契约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债权人在与债务人签订债务契约时，可以明确以公认会计准则为基础的会计政策的限制性条款，作为衡量债务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契约标准，减少或避免债务人通过单方面不当的选择、变更会计政策等契约条款以加大债权人的风险，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转移到股东和经理人手中。总之，债务契约是一种可以有效地节约监督成本的交易方式，负债权益比率假说为我们考察企业的债务契约特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的会计研究提出了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崭新课题。

　　五、社会契约：政治成本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企业还会受政治活动的影响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现代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

　　（一）政治成本的理论分析

　　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利性决定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通过制订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各种管制性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瓦茨和齐默尔曼（1999）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导致企业财富会部分地被转移至经营管理者之外的个人手中，这种由于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对企业造成的种种损害被称之为政治成本。与前文所述的红利计划和债务契约一样，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在政治成本中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政治成本往往与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在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相关。一般而言，大企业承担的财富转移额要大于小企业，因而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强的政治敏感性。由于会计信息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治敏感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进行具体会计政策选择时，大企业也更为重视政治成本。

　　（二）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公共选择

　　如前所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从企业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导致不同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各利益相关者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一个企业是如此选择会计政策，每个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概莫例外，推而广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就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选择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任何人掌握了该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这一信息的效用。会计信息也不例外，企业会计信息一旦通过会计报表这一载体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就成了公共物品，市场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均等的机会免费获得。因为从会计准则生产、供给形式上看，它由政府一家供给，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从其内容上看，它是对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范的约定规则，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由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有效供给，政府有必要通过制订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强制性管制，所以会计准则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种公共物品（刘峰，1996）。会计准则作为约束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活动的指导规范，是以政府为首的各社会利益相关者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人们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雷光勇，1999）。

　　公共物品的受益人是社会公众，但其产权一般却受制于政府或社会团体（如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享有会计准则存废的权利等），表现为政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公共物品的管制权，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地位。就会计信息这一公共物品的管制权来看，世界各国政府都掌握着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的最终控制权，譬如美国的会计准则虽然由民间团体如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订和推行，但却由政府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行使最终的否决权（迈克尔。查特菲尔德，1989）；这是因为，政府只有控制会计准则的制订权，才能折中、调和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要求，在会计政策选择的这一公共选择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制订会计准则的目标。

　　（三）政治成本与会计政策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宏观会计政策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由多个利益集团参与的政治活动，它需要以“充分程序”来体现其政策制订过程的决策民主性。同时，政治活动要产生政治成本，其内容具体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政治成本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寻租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寻租者从政府手中寻求某种特权，如对现有政策的干预或变通，以此来获得较高的利润。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是谋求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和具体会计准则的选择权。一旦会计准则制订的权利分配完毕，寻租者只有在现有的会计准则格局内，通过某项具体会计准则的选择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规定，如在美国历史上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废井勘探成本和补偿性认股权问题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辩论即是如此。综上所述，不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可以视为寻租者的寻租过程，各方寻租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取得绝对租金利润的控制权，要么就是各方瓜分租金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寻租者获得了租金利润，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产生了寻租成本。从世界各国制订会计准则的实践结果来看，基本上是以强势利益集团为主瓜分租金利润。（2）税负和收费管制成本。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一是表现在对资产计价的选择上，二是表现在对损益确定的期间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调整上，在这两方面企业都会选择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存货的计价方法影响所得税，出于节税目的，企业在多种存货计价方法中有可能选择后进先出法，以降低应税利润。根据实证企业规模假说（R.L瓦茨，J.L.齐默尔曼，1990），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即政治成本，如税收支出）均大于小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管理当局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会计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亦即政治成本的存在会使大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3）社会契约成本。会计准则是各社会利益集团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社会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人们“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因为从会计准则的内容上看，它是对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则的约定规范，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会计准则作为一组社会公共契约，如果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去讨价还价协商制订，其交易成本会很高且不一定能达成共识，因而那样将会是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选择，因此，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最好由具有“暴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国家或政府来完成。但市场主体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是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若事无巨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交易成本就会太高，效率便会太低。因而，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做出规范，而将剩余的特殊具体会计准则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和解决，这样做会更有效率。企业会计政策作为一组社会公共契约，其制订和实施要产生交易成本（即存在社会契约成本），如何节约契约成本、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是与宏观会计政策选择有关的一个政治成本问题。

　　以上分别从企业代理契约、债务契约和社会公共契约的角度对企业的若干内外部契约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会计政策的契约特性，会计政策成了联接或调节契约关系的枢纽。所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都非常重视会计政策的制订与选择问题，从调整、规范企业契约及社会契约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对宏观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戴奉祥2001b）。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契约经济理论角度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企业会计政策属于企业会计过程中的一个特定范畴，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利益相关者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指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从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它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契约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本质特征与会计政策的契约特性，会计政策的契约条款以及会计数据的契约特性决定了会计政策在企业各种契约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完全契约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契约的常态，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当契约不完全时，契约没有规定的那部分权利，即剩余控制权归资产的所有者是最有效率的，这一论断奠定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的理论基础。

　　第三，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看，效率型的会计政策选择可增进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机会主义型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能只有利于企业管理当局等个别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财务目标和会计目标相背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如企业的存续期间或一个投资周期），会计政策选择并没有改变企业真实的现金流量状况，它只会影响到会计数据（如利润）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言之，会计政策选择影响的只是各会计期间的会计报告数据，而不会改变企业存续期间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会计准则规范的技术性角度看，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源于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与财务会计的应计制，应计制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条件；从契约理论角度分析，企业之所以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契约未能就企业会计核算、会计信息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条款做出详细规定；从社会根源上考察，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获得会计数据不同时间分布带来的各种可能的利益，特别是当企业某些会计指标处于会计契约条款的临界值附近时，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于上述原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现象，所能做到的只是通过企业契约、社会契约的规范和完善，以及通过加强监管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控制在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第四，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为减少会计政策选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会计准则规范制订者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考虑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利弊，在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同一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对上市公司的管制依据容易诱发包括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在内的利润操纵行为，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应改革资本市场管制措施，采用多重会计与非会计指标体系对上市公司进行管制，以遏制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利润、逃避市场管制的行为（戴奉祥2001c）。

　　第五，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会计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会计选择的历史。会计数据的功能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质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必将伴随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各市场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也将继续下去。会计是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计，会计政策又是会计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上，都应当引起我们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足够重视。

　　曾任美国证交会主席的阿瑟。利维特，他在评价美国资本市场上利润操纵在加剧、财务报告质量在下降的现象时曾向上市公司发出忠告：公司的根本长远利益是财务报表数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公开性和透明度！老老实实地经营，争取真实的业绩，才能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玩弄操纵利润的数字游戏只能蒙骗投资者于一时，欺诈取巧终有暴光时，最终只能导致公司的覆亡。这句话值得我们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者深思，更值得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者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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