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行为是企业绩效的基础，会计信息是企业绩效的反映。规范正当的会计行为（注：会计行为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规范正当会计行为是指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过程全貌的会计行为，而会计行为发生异化则是对正当会计行为的背离和走向反面。）是客观反映企业绩效、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前提，而后者则是现代资本市场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然而，近几年来，国内外证券市场上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及相应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案，在使会计诚信陷入沼泽的同时，也使得现代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的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现行企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会计信息披露及其保障机制的有效性（注：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的出台，就认为是这种反思与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的结果。）。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现代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通过规范正当的企业会计行为产生的，因此，企业会计行为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行为会计理论，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会计信息生产、传递、使用过程中的会计行为展开了研究。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异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过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然而，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异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规制，会计信息质量也未得到实质性提高。究其原因，一是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异化或肇因于管理层动机的异化，或源于会计信息保障机制的失效，或始于外界环境不利因素的诱发；二是我国特殊的企业产权结构和独特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使得会计行为异化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企业会计行为是企业行为中的一种，而企业行为多由管理当局的行为所决定。现代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设计合理的报酬契约，以激发管理当局产生规范正当的会计行为。然而，报酬契约在激励管理层提高企业绩效的同时，也使得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而有机会操纵企业会计行为，从而使会计行为发生内生性异化（intrinsic alienation）。因此，如何设计合理的管理报酬契约以诱正企业管理层的动机，从而优化企业会计行为，就成为扼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所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会计信息与报酬契约设计：理论分析

　　现代企业中，由于代理人的行为契约具有不可计量性，如何选择企业绩效的计量指标便成为设计管理报酬契约的核心（注：管理报酬契约主要指向对企业高管层的报酬激励契约，而企业高管层可统称为企业经理，因而管理报酬契约又可称为经理报酬契约。）。就绩效指标选择而言，它既可以是会计信息类指标，也可以是非会计信息类指标。会计信息在大多数组织设计和组织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1]，而且充分可靠的会计信息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逆向选择、规制道德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会计信息成为设计经理报酬契约的主要依据。

　　如果经理报酬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直接相关关系，那么报酬契约便能惩罚对委托人有害的行为而激励合意的行为。最优报酬契约安排既应考虑经理报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又应考虑企业所在行业特征、发展阶段和管理层愿意承受的风险水平，以确定绩效标准和激励维度。如果经理是风险中性的，那么就需要让其报酬模式由代表保险因素的固定收入和代表激励功能的业绩收入所组成。大多数报酬契约都以会计收益为基础，既可采取线性模式（注：如w =α+βπ+ε，其中w为经理人应得薪酬，α代表固定部分，π为当期会计利润，β报酬与利润的相关系数。），也可采取非线性模式。如果经理是风险规避型的，那么签订向后看的报酬契约则是最佳选择。然而，收益的固定反过来又给经理以偷懒的动机。因此，在此类报酬契约中，合理安排其中的风险因素就成为报酬契约设计的主要内容。

　　在实务中，由于经理报酬与会计收益挂钩，会计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又受会计行为的影响，因此，管理层便有可能通过会计选择行为来进行盈余管理（注：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涉，会导致契约关系人利益、财富的重新分配。也有人认为适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利于公司财富、价值的最大化。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盈余管理行为与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动机直接相关（Schipper，19 92）。），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Watts & Zimmerman（1978）的研究表明，在采用盈余基础的报酬契约企业中，经理确有动机采取使其奖酬最大化的会计政策；Healy[2]的研究发现，在存在上下限的经理奖金计划中，若当期盈利高于上限，则经理人有动机降低当期盈余，以避免永远丧失这部分红利；若当期盈利低于下限，则管理层有可能采取洗大澡的行为（big bath）（注：即进行巨额冲销的行为。），只有在当期盈利目标介于上下限之间时，经理才有激励增加盈利以使其刚好等于上限。因此，随着经理报酬和报告收入关联度的增加，经理对收入中可操控部分的利用也会加强，正的操控性收入与企业经理的现金报酬正相关[3].

　　正是以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激励契约具有短期性和会计政策具有可选择性，为使经理的短期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相结合，经理持股、股票期权等以股价为基础的长期激励契约也就被开发出来。Jenson & Murphy[4]认为，首席执行官（CEO）的股权授予在对经理的激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Merhan（1995）对由153家制造业公司构成的随机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公司高管层拥有的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Venky Nagar，Dhananiay Nanda & Peter Wysockz[5]的研究发现，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报酬契约可有效地减轻会计信息披露中的代理问题，促使经理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当然，这是以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即股票价格能够恰当地反映经理当期决策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变化[6].然而，资本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存在和噪音投资者的普遍存在，使得股票价格作为经理业绩的评价标准会产生新的道德风险，因为会计盈余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增量相关关系，完全有可能诱使管理层为满足自身效用而操纵会计盈余，从而诱发会计行为异化。Aboody & Kasinik[7]认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以前，管理层通常会尽可能地公布坏消息以压低股价，而在期权授予日以后，则倾向于公布利好消息，因而管理层通常会通过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的安排，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正是由于经理报酬契约中会计收益和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激励性报酬契约各有千秋、又可以互补，Bushman & lndjejikian[8]、Jim & Suh（1993）认为，理想的经理激励模式应该是，将股票价格和会计净收益共同作为经理业绩的评价标准，亦即w =α+βπ+ Yp +ε。正基于此，西方国家上市公司普遍采用以底薪、短期红利、股票期权和其他长期激励为主要组成部分、四位一体的复合激励模式。然而，最近几年来，美国证券市场上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股票期权等激励制度安排引起的，使得人们对这种四位一体的激励模式也产生了怀疑。

　　由于经理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经常会影响股票价格和企业盈余指标，在对同行业进行的绩效评价中，就应该排除共同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为此，可采用相对绩效指标进行评价[9]这样既可以是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可以是相对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或相对于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的股票增值，以剔除单个企业特性在评价企业盈利水平时产生的噪音，清除对代理人所附加风险的根源，提高报酬契约的激励效果，从而有效地规制经理会计行为的可能异化。

　　三、报酬契约与会计行为异化：中国证据

　　尽管中国早就开始建立和实行以经营者年薪制为主体的管理层报酬制度，同时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也出台了许多相关措施。然而，与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由于会计行为异化所致的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却更加普遍和严重。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会计行为异化之间的关联度有其特殊性。

　　（一）管理层激励与会计行为异化间的关联考察

　　报酬契约与公司绩效的关联性是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会计行为异化关系的基础。对中国上市公司报酬契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联性，魏刚[10]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薪酬过低，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经理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低。同时，由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人均持股占总股本比例过低，仅为0.014%（注：这远远低于国外同期高管，如美国CEO们的持股水平。），公司绩效与其高管层的持股比例不存在相关关系，同时也不存在明显的区间效应。可见，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普遍过低、持股比例过低，报酬契约并不具有明显的激励功能。自1997年便确立“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性报酬制度以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薪酬结构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管理层激励与会计行为异化之间的关联度有所提高吗？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表1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个别薪酬相差十分悬殊，最高十位年薪均值为163.2万元，是最低十位年薪均值1.417万元的115倍。同时，由表2和表3可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持股市值较前有大幅度增加，东方集团董事长以2145万元的身价位居于沪深两市之首。同时，随着股价的变动，公司高管层的财富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公司高管层的最高年薪有较快增长，2001年已是19 98年的2倍，2002、2003两年则分别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与国外同行们的平均薪酬相比，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平均薪酬仅相当于美国的1/23，法国的1/16.5.如果考虑到这是1998年的薪酬数据及其后的增长，比例只会更低。同时，与国外经理报酬的综合激励相比，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薪酬结构明显单薄，不够合理。虽然表2、表3中高管层所持股票市值，直接影响到高管层财富的多少，但由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零持股现象大量存在，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平均持股仅为0.017%，与其美国同行平均持股2. 7%相比，风险激励明显不足，加之其他综合激励措施的缺乏，导致中国经理报酬契约的总体激励功能失效。在直接货币性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会寻求其他非货币性报酬作为补偿，其中，控制权收益往往就成为其首选模式，因而其会计行为的价值取向就会以控制权收益的保有与增加为前提。

　　表1  最高和最低10位经营者年度报酬排名⑧

　　序号   代码      股票名称     年薪（万元）     代码    股票名称    年薪（万元）

　　1      000921    科龙电器         400        600699   ST鞍成         0.68

　　2      000550    江铃汽车       248.10       000730   ST环保         0.97

　　3      600887    伊利股份       170.66       600552   方兴科技       1.25

　　4      600588    用友软件       167.14       600807    ST济百        1.37

　　5      600488    晨鸣纸业       129.33       600240   仕奇实业       1.5

　　6      000063    中兴通讯       110.00       600053   江西纸业       1.5

　　7      600067    中国国贸       105.00       000426   大地基础       1.62

　　8      000725     京东方        104.03       000856   唐山陶瓷       1.75

　　9      600584    长电科技       100.00       000672   铜城集团       1.75

　　10     000037    深南电A         97.50       600137    ST长控        1.76

　　表2  2003年末总经理持股市值排行前5名

　　排名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总经理       持股市值（元）

　　1           600100        清华同方         陆致成         1491135

　　2           600085         同仁堂          匡桂申         200225

　　3           600156        福田汽车         王金玉         154165

　　4           000786        北新建材         包文春         119145

　　5           000839        中信国安         秦永忠         117101

　　表3  2003年末董事长持股市值排行前5名

　　排名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董事长        持股市值（元）

　　1           600811        东方集团         张宏伟           21450346

　　2           600366        宁波韵升         竺韵德           9542610

　　3           000559        万向钱潮         鲁冠球           4732846

　　4           600177         雅戈尔          李如成           3403146

　　5           600868        梅雁股份         杨钦欢           3347465

　　注释：

　　⑧表1、表2和表3的资料均来自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所持股份为流通股。表2与表3均为2003年12月31日的持股市值。

　　（二）管理层激励导致会计行为异化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报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显性货币收益，即管理层通过激励契约获取的那部分剩余索取权，二是隐性控制权收益。在中国，隐性控制权收益往往要远远大于显性货币性收益（注：我国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约为其显性收益的40倍，而且我国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往往与其职位直接相关，具有其损失不可补偿的特征（张正堂，2 003）。）。管理层报酬结构的这种二元特性，直接导致了货币性收益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激励失衡，成为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发生异化的重要动因。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注：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产生深受其主管部门的影响。），经营业绩突出者获得升迁，由此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收益，晋升作为甄别机制和激励手段成为公司管理层激励的主要来源。由于管理层的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正相关，管理层就有内生资本需求以扩张企业规模，从而保有和增加控制权收益，而上市公司扩张资本的便利途径就是直接配股，因而通过操纵会计盈余满足配股要求便成为上市公司的首选会计行为。同时，由于控制权收益的不可转让性及其损失的不可补偿性，管理层更是有激励进行会计盈余操纵实现配股的特定监管要求。研究表明，经营业绩较差公司的控股股东更容易被更换，而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其高管层变更的比例为62.92%；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的公司，高管层的变更比例则仅为32.49%[11].另一方面，控制权收益具有隐蔽性，为高管层操纵会计行为提供了充足激励（注：基于控制权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是集体理性的需要而不是操纵者个人的需要。），普遍单一的中国上市公司经理薪酬结构便证明了此点。因此，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会计操纵行为获得了理性自我辩解。

　　表4  国外企业CEO的平均报酬         单位：美元

　　国别   工资   奖金    现金总额   期权奖励   保险福利   其他福利  报酬总额

　　法国  190973  28816    219719    14044      84180       78568     396581

　　美国  297998  67750    365748    60788      13905      117297     557738

　　从会计行为动机的角度考察，内生于管理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需要是会计行为异化的直接动机，而信息不对称及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冲突和沟通摩擦的存在，则为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预置了前提条件：管理层分配权能对应的失效与错位则为管理层会计行为的异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12].国有上市公司产权主体的虚置状态和政府官员廉价投票权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有杰出经营能力的人和一无所长者同样有机会成为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而经营业绩不好被更换的较高可能性，使经营能力较差者直接面临着丧失控制权收益的风险。此时，操纵会计指标便成为经营业绩较差者的最优选择。可见，所有者缺位的产权安排是导致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发生异化的根本性动因。

　　四、简要结论与建议

　　缓解现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冲突需要设计合理的报酬契约，而报酬契约的订立及其相应的业绩评价只能依赖于以会计盈余为主体的财务指标及其他非财务指标的运用。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等非正常会计行为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们必须对报酬契约指标进行反思和完善，并尝试其他替代性指标，以尽可能规制管理层的会计行为。一般来说，EVA数据由于与股东权益价值具有直接正相关性，不仅可以提高经理行为与业绩指标的关联度，而且还可以限制经理基于报酬契约操纵会计盈余的机会，同时它也能够有效地降低业绩指标在评价经理绩效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充分关注导致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发生异化的其他有关因素，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能取得较好效果。

　　1.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委托人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管理层收购（MBO）等方式引入真正有激励对经营者作出最优选择的投资者，以解决政府官僚和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合谋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2.优化报酬契约结构，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报酬制度。采用综合激励机制，降低其控制权收益，增加其风险收益，在风险收益和固定收益之间寻求合理比例，以形成层次合理、激励约束相容的报酬契约结构体系。同时，在采用业绩指标对管理层进行考核时，可以全面引入EVA等非会计指标，建立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并重、功能完备、完善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从而有效地遏制管理激励失衡导致的内生性会计行为异化。

　　3.提高管理层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机会成本。由于保护投资者的相应制度安排还不到位，管理层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收益与成本之间严重失衡，使得上市公司肆意操纵会计行为。为此，中国有必要建立健全保护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制度，同时，还需要让公司管理层承担财务报告舞弊的反向举证责任，并做到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并重。

　　4.完善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加快经理市场建设。公司治理结构和经理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中的激励竞争和经理市场所具有的记忆功能，都可为所有者提供成本相对低廉、对经理能够进行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机制。

　　[参考文献]

　　[1]Shyam Sunder，1997，Theory of Accounting and Control，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Healy，P，1985，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7：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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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Venky Nagar，Dhananjay Nanda，Peter Wysocki，2003，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and Stock-based lncentive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34：28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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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朱红军。大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经营业绩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2，（9）。

　　[12]雷光勇，王玮。分配权能对应与会计行为异化[J].会计研究，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