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会计选择行为是受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当这些作用机制不健全时，就会诱发管理当局机会主义选择行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弱化、会计准则供给制度不完善、信誉保证机制缺失和政府管制的错位，导致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的混乱行为。

　　关键词：上市公司 会计选择 机制 机会主义

　　研究表明，管理当局握有会计选择大权，从而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我国上市公司出现的许多违纪违规行为，主要是通过管理当局会计选择行为表现出来的。而管理当局的选择行为始终处于内外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下。笔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出现的无序现象正是各种作用机制不健全所造成的。下面通过对这些机制的考察，来探究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混乱的源头。

　　一、公司治理机制失衡

　　公司治理是制约管理当局会计选择行为的关键。一个健全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会使管理当局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效率型的会计选择，相反，则有可能进行机会主义型的会计选择。

　　一般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国有股过度集中，内部人控制严重。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权过度集中是造成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的制度性根源。截至2002年底，根据中国证监委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笔者计算出未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4.88％，发起人股和募集法人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4.37％。很显然，发起人股和募集法人股中国有成分占绝大部分。由于第一大股东占据绝对控股地位，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上掌握着上市公司的命运。正是由于“一股独大”，使得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完全由第一大股东把持，形成了由大股东代表组成的“内部人控制”，导致公司治理的失衡。

　　2、监事会形同虚设。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成员结构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监事会成员大多为雇员监事。监事会主席都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二是监事会成员多为政工干部和工会干部，其工资和职位基本上都由管理当局决定。很显然，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三是监事会成员缺少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明显偏低。这样的监事会人员的背景决定了监事会无法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功能。

　　3、外部治理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不仅内部治理弱化，外部治理力量也十分微弱。经理市场、控制权和接管市场、小股东“用脚投票”机制等等外部治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不能给管理当局的选择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量。

　　二、制度供给机制不完善

　　我国会计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计理论研究脱离实际。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在承认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不得不看到，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有些理论研究不切合实际，空洞无物，过多地纠缠概念、定义。如针对会计性质、会计对象、会计职能、会计属性、会计原则、标准等等，无谓的拘泥于这些概念本身的辨析。而对会计理论的框架，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探索。整个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现象严重。（2）理论研究不能有效地做到借鉴和创新的有机结合。西方先进会计理论是经过多年的论证、试验的结晶，它代表了会计理论的最高水平，大部分内容是可以共享的，如会计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等等都具有共性。但我们有些研究，不是针对我们的实际研究如何结合的问题，为我所用，而是欲抱琵琶半遮面，既不真诚地承认其科学性，又无端地对这些科学的理论加加减减。如对于会计原则，强调社会主义会计原则的特殊性，在原有原则基础上，偏要加上群众性原则、节约性原则、政策性、合法性、社会性（转引自刘峰，2000），看上去比西方的会计原则更丰富了，其实这种没有经过论证、没有针对性只凭自己主观想象的研究结论，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不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

　　正是理论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会计理论远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实践。由此笔者提出理论研究的基本价值规范：创新、务实、实证。把会计理论研究建立在借鉴与创新、规范与实证以及中国特色与国际会计准则一体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使会计理论真正称为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精神支柱”。

　　2、会计准则制定缺乏“充分程序”。和美国准则制定过程对比，我国会计准则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制定过程缺乏“充分程序”。很显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会计准则无疑也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但从我国准则制定过程看，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第一，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几乎不考虑这种经济后果。准则制定之前，虽然在有关媒体上发布征求意见稿，但很少有什么实质的效果。虽然在准则公布之前也在专业会计刊物《会计研究》上开辟《会计准则大家谈》栏目，但实际参加讨论的大多数是高校的教师。据吴联生（2002）的统计，从1995年到1997年该栏目总共刊发40篇讨论文章，除有一篇是国家机关干部一篇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以外，剩下的38篇全部是高校教师的议论。与相关准则关系最密切的工商界却几乎无人关心准则的具体内容。准则是会计理论与实际最接近的一个环节，它的直接“消费”者是企业，之所以没有引起相关利益者的关注，原因当然很复杂，不打算在此进一步展开。这样，准则的制定变成一个一厢情愿的过程。所以制定的准则只能代表制定机构的主观愿望，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制定者的自身效用。第二，管理当局、投资者等行为主体，对准则的经济后果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没有形成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行动。但准则的经济后果又确实存在，所以一旦准则与他们的利益相矛盾，如影响上市、配股、报酬，或者使公司变成ST、PT，他们在这之前不会采取“光明正大”的游说、参加听证会等行动，而是千方百计的钻准则的漏洞，或者采取粉饰、做假等消极行为，以此来逃避实施准则的经济后果。

　　三、信誉保证机制缺失

　　哈耶克和斯密都强调一个命题，即作为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会自发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制度，不自觉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人类应该是不断趋向一种大同状态，也就是说，都会处于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下。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国家却长期处于一种低效的锁定状态。这种原因，诺思（1991）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谓意识形态，按照诺思的说法，是指“一套有关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仰”。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制度。但这种制度是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运行的，所以必然受到具体社会的文化、道德、信仰等等因素（即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诺斯，1999）。因此，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高效率，它受到所处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相反则降低其效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即使借鉴这样先进的制度，实行强制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的运行效率也可能是低效的。

　　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是在尊重人权、保护产权的基础上，在长期的交易和合作中（包括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有序的以诚信为基础的公平公正的竞争文化。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状态，社会治理的特点都是“人治”，权大于法。而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的道德说教，只不过是少数文人一种自命清高的养身之道，没有形成全社会的道德共识。所以几千年的社会是一个腐败盛行、贪官不绝的社会，这也一直是社会不稳定之源。第二，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氏族特征社会，或者说是一个超稳态结构。人情、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处事的一个基本的准则。今天虽然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时代，但关系、人情、人治的传统依旧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又加上十年动乱形成的极左思潮对人性严重的摧残，这些综合作用，使得一下子进入市场经济的国人的道德和思想处于极端无序的状态，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的信誉机制严重缺失。所以欺诈、蒙骗等等阻碍市场经济的毒瘤泛滥成灾，资本市场上一桩桩公然的欺诈、坑害投资者事件，曾经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样的“意识形态”也对管理当局选择行为形成了顽强的路径依赖，导致操纵、包装、造假、欺诈等会计行为屡禁不止。

　　四、监管机制错位

　　我国上市公司受管制是最多的，但效率可能是最低的。资本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其基本的规律就是通过优胜劣汰，来提高资本市场运行的效率。而我国政府却使上市公司担负着资本市场所不能履行的任务：“解困”、“转换经营机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在原来的国有企业里面“挖”出一块，再由券商进行所谓的“上市辅导”，其实就是把原有企业好的一块分离开来，到资本市场上去筹资，筹资成功了，顺理成章的是回报母公司。一旦上市公司业绩不良，母公司又通过关联交易向其“输血”。这样的上市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具体的上市操作方面，政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要帮助企业解困，一方面又人为设置许多上市的门槛，逼着公司进行“包装”。上市后，为了防止业绩不佳的公司圈钱，又人为地抬高再融资的条件。例如，我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一直处于过热时期，到1996年，国家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济也随之进入疲软阶段，银行存款利率由最高峰的10.98%，加上保值贴补的年利率一度达到25％以上，一直下跌到2％左右。与之相对应，从1996年末，上市公司的业绩跌至谷底，后来也一直徘徊不前。这是国家宏观的经济大形势，企业无力左右，而配股的条件却越来越苛刻，由平均3年的10％，变成每年都必须达到10％。不景气的不可更改的经济现实，与之强烈反差的配股条件，作为经济达尔文主义的企业，要生存，要从资本市场上输入新鲜血液，无奈之下，只有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施展手脚。所以从这里看来，是政府管制逼着企业造假和欺诈。

　　斯第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证明，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那些诚实的企业越不敢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同样，我国资本市场上，越有能力“公关”的企业就容易上市，而那些即使业绩不错的企业，如果没有“公关”路子反而与资本市场无缘。而这些公司既有“能力”公关上市，同样也最有“能力”满足各种监管指标要求。所以，各种监管指标越高，作假欺诈的企业也就越多。正如张维迎（2001）所言，“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骗子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