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学，是指从一般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财政理论与政策体系。本文专门研究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不涉及财政学的发展阶段和学术流派的划分与认识等其它理论问题。

　　一、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的广泛存在

　　分配活动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相伴随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便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同时产生了财政活动以及支配财政活动的财政思想。这样，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财政关系。财政关系在出现了货币、国家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种财政范畴、财政政策与财政理论。

　　西方最早对财政问题作专题研究的人当数奴隶社会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 他在《论希腊雅典联盟的收入》专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还有创见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与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此可见，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早已广泛存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财政活动已被国家拓展为众多的财政范畴，税收、公债、货币发行、关税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思想家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财政活动的观点和主张。如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尔卡（1304—1374年）、法国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税收制度、公债性质、关税作用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成就。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

　　二、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奠定基础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算起，到19 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为止， 经历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长河的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 封建制度灭亡、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革，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理论积累及实践积累等条件，财政学的诞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于15世纪末最初出现在贸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英国，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15—16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对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有着强烈的要求。要满足这种要求，当时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扩大出口，以贸易顺差达到货币积累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扩大出口？国家干预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英国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张通过国家财政对出口的奖励政策来实现。这便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观点——贸易差额理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这种理论和主张虽然强调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突出了财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点只在于流通领域。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过商业资本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国家干预的主张不合时宜，财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虽然如此，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连同它在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国家公债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一起，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国家财政实践活动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为现代财政学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当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财政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针对当时英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财观点，认为要从国家的人口、产业、财富等基本情况出发，推算出财政收入总量，再据以确定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主张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他还对税收原则、具体的税收制度设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他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认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配第认为，不管课征到哪种所得或收入上的税收，其税负最终都要落到土地和劳动上面，这就在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找到了税收和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为财政的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继英国学者的研究之后探讨财政收入源泉的经济学派应数德国的重农学派。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商业的发展，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税的税率，对土地所有者课以重税。

　　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重农学派，他们虽然探究了财政分配的实质和财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们对财政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局限与矛盾，建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过程并没有完成。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错误地把苛重的税收与不公平的税负归罪于统治者的“无知”，认为只要减轻和公平税负，国家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转。重农学派对财政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不能说明工业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财政分配关系。在经济学中全面研究和阐述财政分配关系以及财政诸范畴，完成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英国，已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趋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他认为，政府的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财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斯密研究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和联系，探讨了财政收支规模，阐述了国家职能，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财富的本质和成因，论证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并认定了生产对分配、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斯密还指出了财政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把财政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把财政支出看作是社会的一种消费，从而把财政确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提出了税收原则，规范了税收分类，讨论了税收转嫁，批判了国家公债，分析了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理论的专篇。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完成了财政本质、财富源泉、国家、生产、经济、分配、贸易、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这些财政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收入、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的确认工作。同时，斯密还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公债政策、关税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张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使得财政学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此，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呼唤。

　　三、财政学名称的独立使用

　　财政学这个新生儿呱呱堕地，即财政学名称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国学者抢了头功。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中，明确提出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给这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新分枝冠以财政学名称。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政策原则》一书中，卡尔。劳再次论及财政学独立的问题，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主张将第三部分命名为财政学。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书名为《财政学基本原理》的专著。在这本著作中，卡尔。劳确定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了财政学的概念，强调财政学的应用科学性，论述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政策等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卡尔。劳的许多观点虽然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论述， 但他毕竟使财政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母体，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卡尔。劳之前，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要把财政学独立出来的问题，如格莱弗。苏登、褚苏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别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财政学教科书》，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原理》，但他们都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不如卡尔。劳，因此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认可。卡尔。劳的《财政学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财政学首先在德国，随后在欧洲其它各国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经济理论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财政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 世纪80 年代达到了顶峰， 1883 年出版了瓦格纳（1835—1917年）四卷本《财政学》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财政论文集，即列鲁阿的《财政科学论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谢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纳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创建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星。

　　为什么现代财政学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政策实践在英法等国研究深广、发展久远，而作为独立学科体现的财政学专著却在相对落后的德国首先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现代财政学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国民收入、国家收入、生产经营单位收入以及个人收入彻底分离，并以某种规则来规范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发展，财政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实践条件。另一个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来，几代学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断积累和探新，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学说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达到了既能联系统一，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高度。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理论条件。

　　具备了经济实践条件和经济理论条件，并不能产生现代财政学。现代财政学的诞生，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

　　从15世纪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止的大约400年时间里，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处于自由竞争的主流状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主宰。这种情况，使得国家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经济理论界不刻意强调财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价政府”的背景下，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显然缺乏制度的牵引力。德国却不同。德国在17—19世纪中叶，仍处于邦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各邦国之内，专制集权是其特征，王室财务与国家财政合二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财政特色。德国早期学者引进英法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主张，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经济落后，政治封闭割据）的官房学派经济理论，强调的是集中统一。19世纪7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邦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当德国刚刚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早已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世界瓜分完毕。怎么办？俾斯麦政府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即集中财力来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挤进列强的行列。这样，从封建的集中统一转换到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中间并没有经过欧洲其它国家经历过的自由发展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德国的财政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无论是斯泰因的再生产财政学，还是谢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财政学，还是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财政学，都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强财政职能与作用的国度里诞生。这就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即经济制度条件。这也同时回答了财政学专著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原因。

　　四、现代财政学诞生的不同理论观点讨论

　　关于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学术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观点需要加以讨论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财政学内涵指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资本主义财政学，只有资本主义财政的存在，才有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存在。而资本主义财政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即1640年建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为标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理由也是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垄断时期的财政才体现现代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瓦格纳的四卷本《财政学》为标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因为资产阶级的财政学理论都是庸俗的再生产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科学的真理。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会六项扣除，这是财政分配理论的科学基础。

　　上述三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和财政学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性质的财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性质的财政学说，这也是肯定的。但我们讨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是要回答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志，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设独立出来，而不是讨论其性质。显然，用第一本以财政学命名的经济著作出现作为诞生标志是合适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作为诞生，只有一次，而作为发展，是有许多阶段的，可以说财政学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或更具现代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成熟阶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财政的共性和个性，以阶级性代替学术性，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三种观点还同时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有人认为，能不能只讲发展，不讲诞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很难以什么标志来划分其存在与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点学术虚无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讲发展就要讲诞生，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发展阶段。诞生讲不清楚，发展也自然讲不清楚。不能因为其研究的困难性而放弃某种研究。

　　也有人认为，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许，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但我们认为，其一，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建立在其基础理论之上，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以现实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其二，财政学的诞生对于财政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使财政理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德国财政理论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政学的内容。它们最早探索了财政理论与宪法、财政业务活动与财政实质、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中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税收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社会政策、财政与经济运行机制、财政与收入的合理分配、财政活动原则、财政支出规律、财政的生产性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开创和深化了财政理论研究领域，拓宽了财政实践活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学独立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说，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财政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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