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已成为中央政府高层的共识。而进行宏观调控需要多种政策组合，牵涉部门至少包括发改委、央行和财政部。

　　这种共识是否可以转化为行动上的合力？问题的答案眼下恐还难以确定。

　　早在2000年，项怀诚在中央政府预算报告中谈到长期建设国债技术改造项目的选择时指出，绝不能搞变相重复建设，盲目扩大生产能力。

　　2001年3月6日，项怀诚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警告：“在抑制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要警惕和防止通货膨胀；在继续扩大内需的条件下，要防止经济过热现象和重复建设。”

　　2002年年初，项怀诚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但势态发展的结果是“淡出论”悄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继续。

　　2004年伊始，地方政府“钓鱼式”的畸形投资行为终令积极财政政策“骑虎难下”，持续时间过长，力度远超出预计。这其实是造成今天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

　　软肋凸现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试图通过一定力度的政府投资，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政策实行之初，中央政府对其定位不过是“特定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

　　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每年带给中国经济1个百分点的增长，对抑制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功不可没。

　　但是，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连续数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中央财政的债务水平达到国际警戒线边缘，更重要的是投资边际效益逐年下降。

　　2003年，当积极财政政策尚未退出、民间投资开始快速回升之时，以能源为代表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在庞大需求拉动下迅速攀升。受涨价刺激，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6.6％、92.9％和121.9％。

　　发改委曾组织过一次长期建设国债成就展，历数1998年以来国债投资对拉动GDP的贡献。但似乎没有人研究过，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国债投资占了多大份额？大规模国债投资项目又消耗了多少水泥和钢铁？未来还将消耗多少？

　　去年年初，发改委下属一研究机构预测2004年的投资规模会很大，提出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但同样是这家机构的专家，居然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保持现有规模再实行10年。

　　还有多少续建项目？

　　2001年项怀诚在财政预算报告中表示：2001年的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中央财政支出部分除了技术改造贴息，全部用于未完工程，不再上新的项目。

　　可见，从当年开始，在建国债项目需要后续资金需求，成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第二阶段的理由。但谁能说得清续建工程项目规模到底有多大？以续建为名的新开工项目又有多少？

　　据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的统计，仅1998年后半年，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7007个，项目总规模12878亿元。更为严重的是，资金使用非常分散。如当时江西省把2亿元用于供水设施建设的国债专项资金分配到67个县市，多的分到几百万元，少的只有几十万元。结果是哪个县都建不好自来水厂。

　　而且，当时这7007个国债项目中，国债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重仅为17.5％，即2257亿元，其他资金需要地方和银行配套。为了获得国债资金，地方都会承诺提供配套资金；可一旦项目开工，地方配套资金往往难以落实，国债项目就成了所谓“钓鱼工程”或“半拉子”工程，中央只好继续支持续建。

　　这就是为什么从2001年开始“续建国债项目”成了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重要理由之一。

　　预算软约束弱化货币政策

　　面对近来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银行信贷增长过快，央行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但从现实看，其效果只是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可贷资金；而对于部分行业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等问题，央行政策本来就值得怀疑。加上预算软约束之下政府投资对资金成本几乎没有敏感性，使货币政策的能力势必大打折扣。

　　相反，中国最需要的民间投资主体，却恰恰可能因为投资成本的提高减缓或干脆放弃投资。其实，当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但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抑制民间投资，而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几乎没有作用。

　　近来又有专家针对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发表看法说，这一轮投资过热主要因为民间投资增长太快，而政府部门对民间投资的调控缺乏手段。

　　这样说法的内涵，无非是想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对调动民间投资热情发挥了效果；另一方面，解释当前的结构失衡、部分行业投资过热是民间资本的责任，用经济学术语，就是“市场失灵”。由此推论，还是让政府主导投资好，至少出现过热时有办法压下来。

　　但事实恰恰相反。

　　假如苦苦渴盼的民间投资热情终于被调动了起来，已经“功成名就”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为何不顺势而退？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投资项目应该率先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