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微观性通常被认为是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即指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在总量性政策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政策的具体结构影响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进而缓和由于供求结构失衡而引起的经济总量的波动。其作用机理是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结构变量，实现宏观政策的预期目标，是相对于总量变动的政策而言，因此被称之为结构性财政政策，也有称之为微观性财政政策。然而，我们认为，宏观财政政策的微观性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即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传导载体是市场中的微观主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两者对象集合的典型便是市场中的企业。由于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导致企业（微观主体）的决策偏好、行为、效应发生改变而使得政策具有微观性运行的特征，从整体上来说，各微观主体行为与效应的整合，又使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趋于利好趋势。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经济运行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实体，同样必须以遵守市场规律为前提。但是市场存在失灵，并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目性，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维持一个稳定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预期的不确定性，容易失去经营方向和目标，造成企业内在的投资需求倾向趋于暂时的弱化。如果加上受到国际市场供需失衡的不利影响，不仅对企业企图走出口之路形成致命打击，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启动都不利。此时，国家必然要采取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作用于企业这个微观经济主体。以企业作为政策调控经济的运行载体之一，进而发挥政策的经济调控效应。

　　一、财政政策作用于企业的政策选择

　　政策选择这里是指使用各种财政策略和手段。作为作用于企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需要，通过改变财政与企业之间微观的财政收支参数，实施相应的政策手段。总的来说，可以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策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策选择主要是税收的结构性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税收的结构性政策是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在税收总量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税收结构的改变和征税范围、税率等的调整，使增税和减税的政策具体作用到企业税收的变动。而税收的结构性变动又包括税收的增、减、免、退及税率的调整。增税是对企业已有税种和税率的调增或开征新的税种，使企业的生产经营适应经济调控的需要，进行结构和方向的调整。税收减、免是对企业税收的优惠和照顾，其中减税是从应纳税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就应纳税款有条件的予以部分或全部免征。退税是为支持企业发展，对已经入库的税款按规定程序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税率的调整包括调高和调低，是根据经济形势对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税率级次和税率本身的变化。除税收政策外，财政收入对企业的政策还有加速折旧，即对企业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条件下，允许其相关固定资产加速计提折旧，让企业固定资产在其使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用，以便企业固定资产在尚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加速企业资金周转循环，进行扩大再生产。

　　（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政策选择。财政支出政策可区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财政支出总量政策是财政从支出的数量上加大对企业支持力度。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政策是，在财政支出总量相对固定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方向、重点、流量及其力度，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应。相对总量政策而言，支出的结构政策更为具体，发挥政策的效应更为明显，是财政支出政策的本质所在。支出方面主要包括：（1）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政府财政对企业的无偿支出，其作用于企业的政策效应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这种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财政资金和财政贴息。（2）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财政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变相投入某些行业领域的企业，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企业发展创造更快的发展机会。政府通过采购对象和采购价格的变化，为企业提供许多有利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形成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作用。（3）财政融资政策。财政融资主要是政府依据产业政策目标，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向重点支持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这种财政资金的支持是政府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资金来鼓励企业的发展，企业使用财政资金是有偿的，所以又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二、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

　　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是通过财政政策的选择变化，对企业的发展予以倾斜，以明确的信息提示引起企业敏感反应，改变企业的偏好，使企业行为逐渐与政府的意图趋于一致；同时，通过企业行为的改变，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

　　（一）加快企业投资，加速经济增长。财政通过减、免税，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措施和加速折旧，能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速度，提高生产率和企业效益，使企业能更短的时间内加速资金的周转循环。以战后的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短期内经历了高速增长过程，其财政政策作用于企业的调整居功至伟。在经济恢复时期，推出了特别（加速）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实现了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对钢铁、汽车、造船等行业企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并加大财政补贴、财政融资政策作用力度，加快了重化工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企业经济能在战后的东方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二）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保障。财政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增加投入，发挥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主动作用。政策优惠向不同产业、行业、产品的倾斜，驱动企业市场偏好的改变，使企业适应整体市场形势和经济趋势发展需要。政府通过建立规范的反倾销、反补贴机制，并在政府采购方面予以优惠，还可以支持重点行业企业的稳定运行。任何国家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矛盾，必须要求企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转变工业企业的增长方式。此时，财政政策的支持和财政资金的投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加速高科技企业产业化发展。我国早在1996年，财税政策在支持企业进步方面就有相关决定，对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列支、折旧的提取等方面作出了优惠规定，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方面投入的积极性。同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实行税收减免扶持政策、经费资助政策、政府奖励政策，加快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加速了企业的科技化发展进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对企业当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予以一定税款的扣除，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这使美国高端技术始终走在了世界前列。

　　（四）扩大企业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相关项目和进口产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可以刺激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外投资。出口方面，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采取多种退税形式，对出口企业产品在生产过程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可以提升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以我国为例，2001年以来，以支持外贸出口，多次提高出口产品特别是主要产品退税率；从2002年起，我国部分地区对生产型出口企业出口货物实行了“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年，对生产型出口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部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由于财政政策的强力支持，企业在外贸出口方面，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势头，也直接起到了拉动整个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政策效应的目标趋势：促进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内生性增长理论从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出发，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主要并不是源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是依靠技术进步的作用；又从教育形成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知识结构与增长率差异之间的潜在关系，将国民收入增长与要素投入贡献之间的巨大缺口归于人力资本的作用，还将人力资本知识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分析模型中，突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换而言之，经济的长期增长有赖于对新知识、新技术、人力资本的获取和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以及为此提供充足的动力，这些因素可以避免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谓的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但是，由于研究与开发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其私人收益可能低于社会收益，从而抑制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其低于最适水平，进而导致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校正性的财政政策给予补贴。在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上，要充分认识到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认识到政府公共支出尤其是政府投资支出具有生产性特征，而且重点在于刺激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等具有外部性的三个领域的投资。

　　在中长期的财政政策取向上，我们应该反对赤字的长期化，对于临时性的反周期措施，又不能作为长期的财政政策取向。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规模，而应向“生产性支出”倾斜，充分认识到宏观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机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一方面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把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和市场化、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实质上的教育）等生产性投资领域；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地区差别，通过财政政策的效应逐步缩小差别。不仅要利用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职能”来干预经济发展的偏好，还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供应管理职能”，通过财政的干预和扶持来优化企业结构，把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放在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共同积累和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上，通过政策效应的传导，形成以内生性增长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