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操作之间似乎是不对称的。在宏观政策操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经验，能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但在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可验证的模型方面却相对滞后。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下降）率为目标的。失业率的指标并没有进入政策目标的有机体系之中，也没有有效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策手段。因此，失业率指标也未成为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主要依据。1993－1996年中央推行的是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猛。刚进入90年代的时候，我国经济处于低谷，1990年的GDP增长率只有3.8％，但1992年就猛增到14.2％，是近九年来的最高峰。同时，物价上涨也很严重，1994－9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3.2％，21.7％和14.8％。1996年，经济增长指标回落到9.6％，物价上涨指标回落到6％。因此，判定1996年“软着陆”获得成功，宏观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期望1997年的宏观经济状况将有进一步好转，但实际情况并未看好，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1997年9月物价水平降至零增长，其后出现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大刺激总需求的力度。

　　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三是进出口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后两项政府的实践效果不明显。从1996－2000年，中央银行已连续七次降低存贷利率，但刺激总需求的效果不明显。实征分析表明，居民的储蓄倾向和银行的名义利率及实际利率无关；投资增长和贷款利率也无关。在进出口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出口的扩大。而且也不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方法来扩大出口，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唯一政策手段，于是在1998年下半年毅然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也是单向的，即并没有在减税和增支两个方面采取措施，而主要是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债务。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是可行的？主要依据的是居民的储蓄率、政府的负债率和债务依存等指标。我国的储蓄率很高，九十年代达到了38－43％，银行的储备率远远超过法定准备金率。比如，支到2000年上半年，法定准备金率是6％，而金融机构的储备率却达到了13.9％。政府的负债率和债务依存度，各种研究报告的数据都不一样。根据我们的研究，1998年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为78.19％，1999年为60.34％；1998年全国财政的情务依存度为40.72％，1999年为26.30％。国际警戒线通常认为是60％，从全国来看没有达到，但从中央政府来看已经超过。1998年政府的负债率（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34％，1999年为2.47％，如果考虑到连续债务的付息额，则比例更高，分别是6.27％和2.88％。国际警戒线通常认为是3％。1998年之所以超过警戒线，是由于把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也包括在内。从整体上看，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条件依然存在，因此，这一政策还将持续下去。

　　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效果非常明显。1998年GDP增长为7.8％，其中有1.5个百分点的增长是由国倩投资拉动的；1999年为7.13，其中国债投资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出现了回升的势头，达8％，估计国债投资拉动不会小于2个百分点。全国零售物价的下降势头被遏制，2000年出现物价环比指数上升的趋势。

　　采取某种宏观政策操作手段可以使宏观经济指标，尤其是使经济增长指标和物价上涨（下降）指标朝预期的方向移动，是明显的事实。但在理论上缺乏可验证的说明，因此，难以对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比如，“软着陆”的政策手段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存在争议。对近八年来经济增长和物价连续下降有无合理的成分也难以说清。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失业率没有成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是有失偏颇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以微观运行机制为前提的。换言之，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存在市场失败，而且，通常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时会产生效率损失。我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之中，主要矛盾是进行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因此，应该充分重视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都是短期的临时政策，制度改进和创新才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

　　完善市场经济微观制度安排的工作很多，农村城市化、现代企业制度、废除不必要的政府垄断、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制度等，都可以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宏观问题的效果较快，但有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

　　另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许多可完善之处。例如，中央债转贷地方政府的做法，实质上是允许地方举债的变通手段。这例不如公开允许地方举债，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一般说来，中央债是全国性债务，用于全国性公共商品的投资，因此应由今后增加的国税来归还。地方债用于地方公共商品的投资，应由地方居民的受益交费来归还。同时，在微观上要进一步撤消以所有制分类的管理方法，逐步做到一视同仁。政府的收入政策要鼓励民间投资，要形成投资增长和就业增长同步的机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尽管持续的时间可以较长，但实行这一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微观改革同时进行，才能真正转入经济稳定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