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下半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扩大内需。1999年，为了巩固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11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2000年，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1500亿元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加大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发展科技教育。2001年，我国连续第四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在发行1000亿元建设国债的同时，还发行了500亿元特种国债，用于支持西部开发。此外还先后两次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调整了相关财税政策。

　　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继以前年度实施适应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后，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进行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人们切身感受到，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交通明显便利了，高校招生扩大了，生活环境改善了。这是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成果的直观感受。如果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认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及其引导的各方面投资和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7.8%，这在亚洲各国经济普遍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啻为一大奇迹。1999年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各项需求稳步回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1%，其中积极财政政策及其带动的各方面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达2个百分点。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有效地发挥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作用，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重要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8%.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仅保证了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西部开发重大项目的及时启动和建设，完成了一大批重大在建项目，而且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经济结构不合理和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安排使用国债资金主要向以下方面倾斜。一是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四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多个，重点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全国高速公路已达1.9万多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建成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扩建机场37个；对2400多个县进行了农网建设和改造，等等。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大大缓解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优化了产业结构。二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通过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国债投资比重，较好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支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三是向技术改造倾斜。1999年以来，共安排265.4亿元国债资金对781个技术改造开工项目给予技改贴息，拉动社会其他方面投资达2810亿元，实施了一大批对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四是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四年来，国家不断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共安排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国债资金1438亿元，用于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东北及内蒙古等国有林区的天然林保护，加固大江大河大湖堤防3万公里，增加行蓄洪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安排环境保护国债资金207亿元，其中将建成141个污水处理项目。2000年启动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支撑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还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也有利于我国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挑战。

　　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社会意义：一是为我国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为澳门顺利回归创造了良好前氛围。二是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保持了社会稳定，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三是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申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丰富了我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经验。“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一度过热，通过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使我国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近四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又使我们初步掌握了应对通货紧缩的基本经验。一是要敏锐观察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趋势，一旦形势需要，就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果断决策，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并迅速行动，减少时滞，尽快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二是把短期发展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拉动内需，还要努力促进出口，不能因为出口困难而放弃开拓国际市场；不仅要扩大内需，而且还要培育和保护内需；不仅要促进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还要兼顾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提升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三是综合协调运用多种政策，注重发挥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又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财政政策内部也要注意善于综合运用各项财政政策工具，在发行建设国债的同时，充分发挥调整收入分配、实施财政贴息、出口退税、清理取消乱收费等多项政策措施的组合效应，以增强财政政策效果。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今年还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四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作为调控的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根据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态势，相机抉择，该实施时果断实施，该淡出时适时淡出。从目前的情况看，马上淡出的条件并不成熟。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降速，日本经济衰退，欧盟经济也不景气，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还要严峻。二是通货紧缩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物价总水平还较低。三是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仍然缓慢，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四是为确保原来开工的国债项目，包括长江干堤加固和移民建镇、中央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需要相应增加后续国债投资。

　　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按照十五届五中全会和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02年还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知识创新工程、环境治理工程、公检法司和高校扩招所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

　　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有所扩大，财政压力也相应加大。社会上对财政风险自然也比较关注。我们分析认为，目前尚没有大的风险。一是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国际上许多国家通常用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衡量其财政状况和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负担率都还不算高，仍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实施的条件。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仍然较高，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比较充裕，利率和价格水平较低，适当增发国债，不仅成本低，也有物资保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继续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的重点建设及人们吃、穿、住、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需要指出的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四年来，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财政实力和偿债能力都将进一步增强。

　　“祸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财政风险问题，多次指示要坚持积极和谨慎并重的原则；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措施。二是在国债建设资金使用方面设置了“四道防线”：对国债资金投向严格审核，坚决制止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和“半拉子”工程；对国债建设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规范操作；对部分国债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挤占和挪用；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加强审计监督。同时，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并不断完善管理办法，确保国债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国债管理水平。包括合理调整国债期限结构，错开国债偿还期；在利率较低时期增加发行长期固定利率债券，降低国偾发行成本；增加国债品种，提高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等。三是从2000年起，将国债利息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同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偿债基金，减轻了以后年度还债的压力。四是统一管理政府内外债务，改变以前多头对外的债务管理方式，逐步将外债的举借、使用和偿还实行统一管理；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为企业举债担保。

　　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保持税制相对稳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抉择

　　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保持了税制的相对稳定，这是由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一是当前我国经济、税收环境制约了减免税效应的正常发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理顺，自我约束机制还不健全，投资决策与经营行为带有非规范性和非市场化特征，降低了对减税信号的反应程度。人们的纳税意识还普遍淡薄，偷、逃、骗、欠税比较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减税效果将大打折扣。二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制约了减免税政策的调控力度。我国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不同于国外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后者与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削减间接税，一方面减税效应较弱，放弃大量收入只能获得较小的刺激效果，往往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减免税具有拉动物价下降的机能，在我国物价水平还偏低的情况下也不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三是目前我国税负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大量重点支出又需要国家财力保障，减免税空间不大。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多在1/3以上，有的高达50%，实施减税政策有财力支撑。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大规模减税将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直接影响财政对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国防建设等重点支出的保障。

　　当然，我国不宜实行大规模减税政策，并不意味着减免税这个政策工具就放弃不用。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没有出台增加企业负担的税种，没有提高涉及企业负担的税率的情况下，仍实行了一系列减轻社会和企业负担的措施。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免农业税，下调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减征符合环保标准小汽车的消费税等政策。此外，还清理取消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据统计，仅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项就年减轻社会和企业负担200亿元；四年来清理取消乱收费相当于减轻社会和企业负担1000亿元以上。

　　上述情况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并未增税和加重企业及社会负担。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得益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企业效益好转，进出口规模扩大，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二是这几年特殊性的、一次性的和政策性的增收因素比较多。三是实施“金税工程”、“金关工程”，依法加大了税收征管和打击走私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四是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先后到期恢复征税，同时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纠正了一些地方自行出台的、违反统一税法规定的先征后返等税收优惠政策，相应增加了一部分收入。五是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或在预算中列收列支。也就是说，近几年财政收入增幅较高，主要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加强规范管理的结果，企业税收负担并没有加重。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丰富了我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经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的有益尝试，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成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