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是目前国内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和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调节整个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最优搭配问题的研究。早在宏观经济学诞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在IS-LM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中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衰落之后，卢卡斯等（Lucas，et al.1983）利用公共财政理论、阿莱西纳等（Alesina，et al.1987）利用博弈理论分别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组合问题。

　　Chari，Christinao ＆ Kehoe（1991）、Chari ＆ Keheo （1999）等沿着卢卡斯的思路、Debelle ＆  Fisher  （1994）、Banerjee（1997）等沿着阿莱西纳的思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多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再次重视货币政策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欧元区的客观现实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最优组合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因此，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下面，首先以上述两条思路为主线，分别介绍相应的研究成果，然后说明相关的实证分析。

　　一、基于公共财政理论的分析

　　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假设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

　　然后，通过构造拉姆齐问题（Ramsey problem），利用拉姆齐均衡（Ramsey eqtlilibrium）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的特征。最后，分析这些最优政策下的名义利率是否符合弗里德曼规则。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利用“通货膨胀税”，把最优的货币发行量问题转化为一个最优税率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弹性价格且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二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

　　1.弹性价格且市场完全竞争下的最优政策分析。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Lucas et al.（1983）、Kimbrough（1986）、Faig（1988）、Cooley et al.（1989、1992）、Guidotti et al.（1993）、Chari et al.（1991、1994、1996、1999）。卢卡斯等人重点分析了一个没有资本条件下，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在没有货币时存在最优财政政策，政府可通过税率和债券的组合使社会福利最大，最优财政政策具有时间一致性。在有货币时，虽然存在最优货币发行量，但这一货币政策不具有时间一致性。因此，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度以保证政策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沿着这一思路，Kimbrough（1986）利用公共财政理论重新分析了最优货币数量规则，Faig（1988）、Guidotti et al.（1993）在一个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模型中分析了最优税率问题，Cooley et al.（1989、199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经济周期模型讨论了最优税率问题。

　　Chari et al.（1991）利用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和方法对上述工作进行了扩展，一是考虑了资本积累，另一是考虑了政策在应对技术冲击、减缓经济波动方面的作用。但他们的分析只是在实体经济中引入了资本因素，在货币经济中仍然没有资本。在对实体经济的分析中，他们认为，最优的财政政策具有以下特点：（1）劳动收入征税的税率在经济波动中应该基本不变；（2）资本收入应该不征税。而在对货币经济的分析中，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该对冲击做出响应，对技术冲击是反周期的、对政府支出冲击是顺周期的，并且满足“弗里德曼规则”，即名义利率为零。

　　Chari et al.（1999）利用不同的经济模型深人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性问题。他们认为，（1）对一个确定性增长模型而言，即使是存在经济主体的异质性，稳定状态的资本收入税率应该为零。如果经济主体的偏好满足消费和劳动的可分性条件，在非稳定状态下的资本税率应该在期初时征税，在此之后不再征税。（2）对于存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随机增长模型而言，劳动收入的税率应该不变。政府利用发行债券来发挥财政政策的冲击吸收器功能。（3）即使考虑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开放性，上述结论仍然成立。（4）对于三个典型的货币模型（即现金商品一信贷商品模型、货币具有效用模型和购买时间模型而言），在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满足位似性和可分性条件下，最优货币发行量满足弗里德曼规则，并且货币经济模型可被解释为有中间商品的实体经济模型。（5）在条件不满足时，或者，弗里德曼规则成立，但模型不能解释为有中间商品的实体经济模型；或者，模型可以解释为有中间商品的实体经济模型，但弗里德曼规则不成立。

　　2.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最优政策分析。Schmitt -Grohe，et al.（2004a）首先讨论了弹性价格但市场为不完全竞争的最优政策问题。他们认为，名义利率相当于对垄断利润间接征税。如果政府能够把垄断利润全部征收，那么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但现实中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名义利率为正，并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垄断的程度越高，名义利率越大。劳动收入的税率基本不变。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但时间序列特征上自相关关系很弱。

　　Siu（2004）在现金商品-信贷商品的货币经济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分析了最优政策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价格粘性，通货膨胀的变化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成本。

　　而弹性价格下，通货膨胀变化不存在这样的损失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在通货膨胀变化所带来的平滑税收收益与资源配置扭曲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利用美国战后数据对模型进行的校准结果显示：（1）价格粘性对最优通货膨胀的波动影响明显。粘性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弹性价格的波动幅度。具体而言，如果有2％的企业不能灵活调整价格，那么粘性价格的通货膨胀波动幅度仅有弹性价格的1/8；如果有5％的企业不能灵活调整价格，则粘性价格的波动幅度仅为弹性价格的1/16.（2）价格粘性对名义利率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在弹性价格下，名义利率为零，弗里德曼规则成立；在粘性价格下，名义利率视经济情况而定，接近于零。（3）价格粘性对税率和政府实际债务的时问序列特征方面影响明显。在弹性价格下，税率和政府实际债务的时间序列特征与经济冲击的时间序列特征基本相同；但在粘性价格下，二者的时间自相关程度接近于1，呈现随机游走的动态特征，与经济冲击的时间序列特征基本无关。（4）美国经济的实际通货膨胀波动成本大于收益。但如果政府支出冲击的波动增大，则通货膨胀的收益会增加，甚至大于其成本。

　　Schmitt—Grohe，et al.（2004b）在一个货币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经济模型中，同样讨论了粘性价格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对最优政策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模型与Siu的模型不同，但结论基本上相同。即，弗里德曼规则不再成立，通货膨胀的波动很小，政府债务和利率具有随机游走的动态特征。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Lucas，et al.（1983）以外，都没有考虑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他们都假设政府能够执行自己的承诺。Alyarez，et al.（2004）则专门分析了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他们的分析表明，对于应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些货币经济模型而言，如货币具有效用模型（MIU）、现金商品-信贷商品模型、货币购买时间模型，如果最优政策是时间一致的，则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反过来，如果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则最优政策是时间一致的。这一结果暗示，实践中政策当局能够通过精心的债务管理解决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

　　二、基于博弈理论的分析

　　这种分析方法的思路是，首先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由两个独立的部门执行。虽然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目标都包含产出和价格，但二者的目标差异非常明显。这种差异表现为，一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上，双方的看法不同；另一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上，双方也有所侧重。通常情况下，保守的货币当局不仅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比财政当局低，而且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方面，货币当局更注重价格。由于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相对独立以及各自目标的差异，其行动选择对经济的影响就有多种可能。首先是双方是协调合作，还是各自行动。如果是各自行动，那么行动的类型是执行规则，还是相机抉择。如果是相机抉择，那么双方是同时行动，还是有先后顺序。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是财政当局先行，还是货币当局先行。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通过构造适当的博弈模型，就可分析政策的最优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另一是多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显然，后者不仅要分析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关系，还要分析多个财政当局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单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

　　Alesina，et al.（1987）首先利用博弈理论分别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组合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货币当局选择通货膨胀、财政当局选择税率，双方在产出、通货膨胀的理想水平上相同，但在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权衡方面存在差异。他们重点讨论了货币当局执行承诺与不执行承诺两种情况下，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纳什均衡特征。Debelle，et al.（1994）则分析了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的纳什均衡和斯坦博格均衡。Baneriee（1997）则在博弈论模型的框架下，重点讨论了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

　　Dixit，et al.（2000）首先从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角度重新说明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在存在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情况下，如果经济处于或者接近完全就业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降低产出；如果经济处于萧条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增加产出。需求型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供给型的财政政策，如降低税率，则会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1）当双方同时行动时，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结果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产出高于、通货膨胀低于双方的理想水平；另一种是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双方的理想水平；最后一种是，或者产出高于双方的理想水平、通货膨胀则处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之间；或者通货膨胀低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产出处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之间。虽然第一种结果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很难成为现实。现实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结果。（2）当有一方具有先行选择优势时，结果同样有三种可能。这三种结果均比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要更好一些。（3）存在两种优先选择权时，很难说谁先行动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结果会更好一些。（4）当货币当局执行承诺时，其结果与货币当局有优先选择相同。另外他们还讨论了财政政策制度性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制度约束会使产出和通货膨胀更接近货币当局的理想水平。

　　Dixit，et al.（2003）从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角度重新考虑了财政当局的目标。他们认为，财政当局的目标成本不仅包括产出和通货膨胀与理想水平的偏差，而且，包括财政政策本身的成本。相应的最优政策分析表明：（1）在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的目标一致，而且双方联合遵守承诺条件下，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自身成本，则最优政策使产出和通货膨胀与理想水平一致；财政政策成本会使产出低于理想水平，通货膨胀平均水平与理想水平一致。他们把前一种结果称为第一优，后一种结果称为第二优。（2）在双方为相机抉择条件下，双方同时行动的最优政策使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第二优。财政当局先行的结果是，或者，产出高于、通货膨胀低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或者，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货币当局先行的结果是，或者产出与通货膨胀同时高于、或者同时低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这说明这三种体制安排各有所长。（3）在双方有一方执行承诺、另一方相机抉择条件下，如果货币当局不能内部化财政政策的成本，则财政当局的相机抉择行为会使货币当局执行承诺变得毫无意义；而货币当局的相机抉择行为不会使财政当局的执行承诺失去意义。

　　（二）多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

　　Sibert（1992）、Levine，et al.（1994）、Beetsma，et al.（1998）从财政政策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出发，讨论货币统一区的最优政策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多个财政当局是分散决策、货币当局是相机抉择，就会产生系统的通货膨胀偏差和公共物品的过度支出。事实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由财政当局试图稳定经济而形成。因此，应该从稳定经济角度研究最优政策。由此出发，Beetsma，et al.（1998）认为，在货币同盟区内，对各国财政当局的某些限制，如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而是必要的。而Dombush（1997）、Chaie，et al.（1998）则认为，如果货币当局能够执行承诺，则对财政当局的限制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应该保持较强的独立性。

　　Dixit，et al.（2001、2003）认为，由于存在财政政策的外部性，统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时间不一致性。

　　非合作的财政政策会使产出过低、通货膨胀过高。

　　但如果当局各方能够就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理想水平达成一致，那么即使没有财政当局的政策协调以及货币当局的执行承诺，经济也会达到理想水平。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的共生性。

　　Uhlig（2003）虽然也得出了财政当局协调行动比不协调要好的结论，但他反对任何政策当局的协调行动。他认为，由于潜在财政赤字、免费搭车等原因，政策的协调难以成功。因此，应该从制度构建入手，严格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强化《稳定与增长条约》。为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应建立强大的银行监管体系。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实证分析

　　Melitz，et al.（2002）利用19个OECD国家1960～1995的相关数据证实，在这些国家中“松”财政政策促发了“紧”货币政策，而“紧”货币政策引发了“松”财政政策。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替代。Von Hagen，et al.（2002）利用20个OECI）国家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就其原因，他们认为，由于受“马约”的影响，为了满足加入欧盟的条件，各国财政当局采取了保守的财政政策，而货币当局则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Carlo（2003）分析了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1960-2000的数据，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消除了通货膨胀。各国的财政赤字与财政政策无直接联系，是由非政策性的冲击造成。财政当局的行动变化没有改变货币当局的政策选择。另外，他们以意大利为例特别强调了，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框架中进行分析，单独就其中的一个进行分析很可能误人歧途。

　　Muscatell，et al.（2004）利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了美国1970～2001年的政策情况，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但从90年代开始政策的互补性增强。不过互补性是非对称的。同时，他们强调，判断政策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不仅与经济冲击的类型有关，而且与所采用的模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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