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把上世纪90年代后除了粮食减产和农民减收外的中国农村问题归纳成三大矛盾：农民负担、土地流失和乡村债务问题。

　　他说，对于农民负担，中央已经减免了农业特产税和免除农业税、取消农村“三提五统”及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而且初见成效，受到农民欢迎。土地流失问题，中央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尽管农民产权及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和经营二级市场的体制性问题还没触及。剩下的乡镇债务问题也值得特别关注。

　　在农业部发出通知，强调加强村级债务管理的时候，《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郭书田。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我国的乡村债务具体是个什么状态？

　　郭书田：乡村债务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农业部统计，1998年全国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全国合计2000亿元。村平均负债20万元，全国合计1500亿元。两项合计约3500多亿元。据我推算，现在全国仅乡镇一级的净债务就在5000亿元左右。近些年有的地方的乡村债务还出现滚动增加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该如何解决？

　　郭书田：有学者把乡镇债务的产生原因归纳为乡镇官员为迎合上级政府的财政考核，并从中索取“制度租金”，我觉得这是非常深刻的。这充分暴露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存在的弊端。

　　对于村级债务，我认为主要应依靠村民自治组织，发挥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作用，分清形成债务的原因，定出解决办法。要切实实行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接受村民监督，避免不良债务的继续发生。

　　至于乡镇债务，多数基层干部认为应该由上级政府解决，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如类似债转股方式剥离乡镇债务，或立即“停息挂账”然后“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分类解决，还有的提出公益性债务应该由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而兴办企业造成的债务无法偿还的，企业应依法破产解决。从根本上看，还是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真正在资源配置时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的取消，今年财政部对县乡“三奖一补”的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呢？

　　郭书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乡村问题的解决，各级都很欢迎。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比如2004年取消农业特产税48亿元，取消农业税70亿元，合计118亿元，这就意味着县级财政减收118亿元，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达到396亿元，比上年增加91亿元，这与财政减收相比还是有缺口的。

　　《第一财经日报》：更宽泛一步讲，乡镇层次过多、部门林立、人员臃肿、财政负担过重以及债务累累都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能否从体制上破解这样的矛盾。

　　郭书田：这些矛盾是多年积淀起来的体制病，一是集中反映出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当前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行政管理改革滞后，这二者应该协调发展。二是基层改革涉及很多上层部委改革。三是财税体制需要进一步加快完善步伐。我认为在改革乡镇体制时，应周密设计，反复论证，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应经过试点，试点工作应该尽快展开。

　　《第一财经日报》：据我所知，你也正在给下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建议，能否透露一些你的建议要点？

　　郭书田：首先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施以工哺农方针，支援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建议由2004年的5.8%上升为10%；其次是完善土地制度，使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有长期使用权，并允许出租、转让和抵押。建议允许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进入市场，出让金全部归农民所有，可从出让金中切出一部分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资金，防止新的“三无”（无土地、无就业门路、无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出现；还有就是要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财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