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 兰普[1]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2]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