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07年6月29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和日本通产省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防范机制足以避免另一个金融危机吗？”。会议探讨了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表现、从危机中获得的教训、危机后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作为危机防范机制的地区合作。文章分三个部分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些成果：第一部分介绍从金融危机中获得的教训，第二部分介绍亚洲所面临的新的风险，第三部分介绍作为防范机制的未来亚洲经济合作的路线图。

　　关键词： 防范机制，金融危机，危机管理，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国际收支

　　2007年6月29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和日本通产省经济与产业研究所（REITE）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防范机制足以避免另一个金融危机吗？”。会议探讨了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表现、从危机中获得的教训、危机后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作为危机防范机制的地区合作。参加会议的除了有ADBI和REITE的学者外，还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日本的官员、泰国财政部前部长、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财政部前部长），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学者代表，以及摩根·斯坦利、东京一三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代表，共200多人。以下分三个部分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些成果：第一部分介绍从金融危机中获得的教训，第二部分介绍亚洲所面临的新的风险，第三部分介绍作为防范机制的未来亚洲经济合作的路线图。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在从亚洲金融危机所获得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对危机的防范要优于对危机的治疗

　　主要的危机防范机制包括：采用谨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建立健康的、具有恢复能力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发展自有帮助机制。

　　采用谨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是危机防范的基本要求。这些政策包括：采用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有约束的财政政策以及良好的公共债务管理等宏观经济政策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避免持续的大额经常账户逆差；最小化银行和企业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采用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按顺序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等等。

　　在选择汇率制度方面，需要尊重“不可能三角”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项目开放中，三者不可兼得。汇率制度必须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资本项目自由化要作为宏观管理、汇率制度选择以及金融部门恢复能力等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并且要有良好的开放顺序。在缺乏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健康的银行部门的情况下，当局应该避免实行快速和广泛的资本项目自由化。

　　建立健康的、具有恢复能力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是危机防范的第二个要求。这一体系包括：通过更好的银行监管和更大程度的竞争，使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的激励；加强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度；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充分发展，特别是以本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充分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得到良好监管。

　　当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体系较弱时，则需要实行几个谨慎性的自我帮助措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避免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以缓冲外部冲击。

　　（二）危机管理的关键是确保危机不会扩散或延长

　　一旦遭遇货币危机，为了避免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必须防止危机在经济体系中扩散和持续，因此，必须有适当的政策反映，也必须及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如果投机性攻击是一种非理性的羊群行为，则迅速提供大量流动性用以阻击这种攻击是非常有好处的。为了使得流动性提供更加有效和增强市场信心，还有必要伴随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措施，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

　　私人资本的参与和临时终止债务支付可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部分。这个程序可停止货币贬值，并为当局赢得时间来采取可信的调整计划和组织债权债务方的谈判。这对债权方经济和债务方经济均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三）危机解决的关键在于迅速处理危机所产生的系统性后果

　　危机以后，银行系统的资产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为了处理那些受到削弱的金融机构，使具有自生能力的银行恢复活力，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根据国际上可接受的分类规则和会计准则，诊断银行的资产组合；识别具有自生能力的银行和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银行：通过清算、关闭、国有化以及并购等措施处理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银行；根据市场价格重估不良资产的价值后，调整具有自生能力的银行的资本结构。在这些措施中，为了保护存款利益，为了重组公司债务，关闭不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是十分必要的。

　　东亚的经验表明，还需要通过一些法律程序来解决公司的债务问题。公司债务重组的关键措施包括：消除公司重组的法律和税收障碍，以创造可行的重组环境；加强以法庭为基础的破产，建立取消收回抵押品权利的法律程序，实现对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自愿性的庭外公司重组框架。庭外重组框架需要通过法律、税收、监管环境的改变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等为债权与债务双方提供足够的激励。

　　由于很多债务是跨国界的，因而需要建立一个处理外部债务的国际集体框架。这一集体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际债务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谈判，通过借新还旧、展期、债务或者利息减免等手段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这种集体行动有助于最小化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

　　另外，为了缓冲危机的社会影响，政府需要加强公共安全网络以保护在危机中受到损害的人群。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之一，就是对于那些在危机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群，如失学儿童、失业的低收入者等，由于缺乏透明可信的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支付框架，政府发现很难对这些人实行社会救助行动。

　　二、新的风险

　　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和缺乏政策协调的风险。

　　外部风险主要是指影响整个地区的外部冲击，比如：美国经济硬着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北美和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全球长期利率的急剧上升，原油价格猛涨，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的迅速扩散，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美国经济急剧衰退及与之相联系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对亚洲经济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内部风险主要是指亚洲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及政策错误带来的风险。比如，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及与此相联系的在某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初现端倪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快速外汇储备积累注入流动性情况下的资产泡沫等。与中国相似的国家还有韩国和越南。

　　缺乏政策协调主要体现在缺乏汇率协调问题上。面对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资本大量流入亚洲地区，亚洲国家非常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使各国货币对美元价值进行重估，以减少单个国家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也使得各国在谨慎的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部门管理上更具有可行性。

　　调整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将是世界经济的一大挑战。现在关于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国际共识是：这种不平衡至少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任其继续发展，必将引起美元价值急剧而混乱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内需、欧洲经济的复苏、日本需求的增长、利率的上升、商品价格的下降、与住房市场退潮相联系的美国储蓄率的上升，将有助于结束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继续扩大的趋势，但是，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仍然有引起经济与金融混乱的风险。

　　2006年5月和2007年2－3月期间的金融市场波动为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后果带来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虽然这两个时期的动荡是短期的，货币调整也受到较大的限制。但是，未来的冲击可能更加严重，并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长期后果。在全球不平衡的调整过程中，东亚国家不仅要参与其中，而且要起到领导作用。因为东亚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不仅有利于全球不平衡的调整，而且能便利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

　　在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中，东亚国家还要面对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的挑战。如果对这些流入的资本管理不当，则它们将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不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大量的资本流入实际上已经给泰国、韩国、越南和中国的货币带来了很大的升值压力。在现有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下，允许货币升值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这会损害国际间的价格竞争力。因而，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很难采取单独升值的政策。一个合理的政策反映就是允许集体升值，以避免单个国家升值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动。这就需要在汇率政策上进行足够的协调。

　　三、亚洲经济合作的路线图

　　这次会议将亚洲的一体化当作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制度框架，并且提出了一个以汇率和货币合作进程为核心，伴随以贸易与投资合作的亚洲一体化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增加汇率弹性来实现汇率制度方面的协调；第二步是实现汇率政策上的协调；第三步是实现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下是这三个步骤的主要内容。

　　第一步是指引入非正式的政策来实现对美元汇率的更大灵活性和东亚内部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新兴东亚国家采取与G3或者G3+（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单位）货币篮子挂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然，这种挂钩可以是一种松散的挂钩。在初期，各个国家可以在篮子中选择不同的货币权重。货币权重可以依据G3或者G3+作为贸易伙伴或者FDI来源国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这三种货币作为官方储备的相对重要性来确定。各国货币当局可以依据合适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以篮子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亚洲货币单位指数的引入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非正式的货币协调应该以更强的金融合作方面的制度安排来补充。这些制度安排包括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地区储备共享安排和以“经济评论与政策对话”为基础的地区经济监管程序。“清迈倡议”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互换规模、互换安排多边化以及进一步放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的联系等方式来加强。在这些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亚洲债券市场也可以通过更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合作得到加强，以帮助东亚国家将巨额的储蓄引入地区内的生产性投资领域。

　　第二步是用正式的政策稳定地区内的汇率，这就需要各国联合采用以G3+货币为基础的共同货币篮子。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平价和汇率区间必须清晰定义且完全透明，当然，汇率区间可以相对较宽，比如10%.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应该比第一阶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储备共享安排应该完全多边化；一个由“东盟+3”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联合“经济评论与政策对话”机制得到建立；并且建立一个独立的秘书机构用以支持“清迈倡议”和“经济评论与政策对话”；为了支持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包括信用保证与增级机构、地区结算与清算机构在内的地区层面的实体也应该被建立起来。

　　第三步是创造一个地区货币锚，实行更加系统性的汇率与货币政策协调。在这一阶段，各国货币可以与地区外的货币实行完全自由浮动，而在地区内保持汇率稳定。地区内的稳定可以通过单个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联合稳定来实现。这一机制包括定义良好的货币政策和干预规则，详细的短期流动性支持安排以及有助于增加汇率稳定可信度的财政政策规则。

　　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亚洲共同市场为基础的亚洲货币区。这一亚洲货币区需要一个亚洲货币联盟，也需要一个亚洲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