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11月以来，国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再指出：人民币不会贬值，理由是中国目前的外汇供求状况和外债结构良好且考虑到稳定大局的需要。问题是，这是不是合理的选择？

　　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即便是在1993年实施宏观调控以后，GDP增长速度仍保持在9％左右。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实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软着陆”。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长。显然，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受这二者的制约。但是，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受到了很大冲击。1998年2月标准普尔公司亦调低对香港的信贷评级，来自这些地区的对华投资大大减少。其次，在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已降至43％，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迅猛，已达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7％。从企业性质上看，国有企业出口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53％，外资企业出口则上升至43.5％，占据了我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以美元折算的我国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断下滑。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税迟滞的影响，国有外贸出口十分困难，呈现萎缩之势，加工贸易出口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档次偏低，技术含量少，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价格、数量竞争。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之间普遍缺乏以利益为纽带的共生关系，买卖关系不够稳定；由于缺少行业规范和商会协调，高价抢购、低价竞销的状况屡见不鲜，经营秩序十分混乱。但是中国的出口存在着内在冲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品雷同，缺乏创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国际市场。出口单价的下跌被数量的更大增长所掩盖，出口总额不断扩大；而国内需求因受到货币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导致进口增长缓慢。因此，经常项目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截至199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至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和地理方向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1995年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中，绝大多数产品涉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实施，将对我国的生产和就业造成相当的影响。我国1992年以来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倾销调查，调查国家不仅有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共体，还有新开辟的市场，尤以拉美国家为主。后者提出调查的个案数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种轻纺产品，理由无一不是中国的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同类工业。因此，以数量、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实施贸易限制，我国的出口必大受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或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分销中心。1992年以前，我国对三资企业规定了内外销比例，虽然执行上并不严格，却使国外跨国公司心存疑虑，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汇，有悖于其来华投资的真实意图。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3年开始，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近五年的情况表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体为逆差，意味着对资本项下外汇需求很大，对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潜在的压力。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品结构有一定的雷同，该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大大加强了其出口竞争力，尤其是轻纺、机电类产品。有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将促使其零部件及机器设备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其出口优势。这一看法忽视了几点：1、此次金融动荡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汇严重短缺，大大抑制了进口需求；2、现有的进口机器设备尚未折旧完毕，改用国内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东南亚的设备、零部件主要来源于日、韩，后者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单价下降，从而使进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谓“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设：东南亚国家的一切生产要素均依靠进口。这即便是在独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进口生产要素占产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国内一些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月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进出口状况表示乐观，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扩大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即J曲线效应。从2月底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呈单边下滑之势；5月份转为负增长，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亚洲市场占我国出口的60％，1～5月，我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5.7％、29.6％和105％（《国际商报》1998年6月18日）。2～6月间，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经贸委官员承认，目前的外贸形势是20年来最严峻的（香港《信报》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现轻微反弹，但从8月开始增速下滑，连续四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为此，国务委员吴仪呼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6日）。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缩加之国内消费低迷，仅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难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工不足和工人下岗失业，这将使国内经济形势更趋恶化[3].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现实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币要贬值，如何贬值？贬值幅度多大？能否实现在政府指导下有管理的下浮？我们在此作一分析。

　　外贸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效益。国家可以通过外贸、金融等政策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如果表现出的后果却是出口效益恶化，丧失发展后劲，反过来会成为迫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众所周知，出口退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是国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调节进口的重要手段。我国从1985年以来一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增长与出口增长呈正比例关系。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1995年至1997年，国家每年拿出500～600亿元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5％左右。此外，国家还专门成立部门办理退税和查处骗税的犯罪活动，由此产生的行政开支也十分庞大。

　　近20年来，中国出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视对外贸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经贸战略”，以在200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跻身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行列为目标。为此，出口增长必须大大快于GDP的增长。统计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间，GDP年均增长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达16.7％，是经济增长率的1.72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受制于出口退税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缓于GDP的增长[4].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财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以平衡预算为目标。1996年中央政府决心每年削减财政赤字100亿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赤字，实现收支平衡。为此，必须量入为出，对各项支出统筹安排，对出口退税实行计划预算，根据财政收入状况以及收入进度核定退税金额再切块分配到各地。因此，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与现行出口退税的计划、分配体制很难协调起来。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政策风险大增。出口退税一旦滞后，生产企业的全部积累和流动资金将很快耗尽。

　　1993年起，外贸出口连年剧增，相应形成的应退税款年年超出国家当年预算安排，退税的速度越来越慢，退税到帐的时间越拉越长。1995年5月企业被告知，当年形成的退税将迟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还，以便国家集中清偿往年积欠的应退税款，而此间迟返部分的退税资金利息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然而，外贸企业普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出口利润率低，退税前大多亏损，主要依靠退税来实现利润或弥补亏空。退税滞后，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资金占压越厉害，难以及时还贷，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下降，银行因此不愿续贷。加之当时国家致力于打击通胀，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对信贷规模严加控制，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订单。这直接影响了外贸公司的对外信誉，并增加了其实际机会成本。国有企业出口开始萎缩。国家为减轻财政压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两度调低退税税率。同期外贸出口放缓，许多外贸企业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及至1997年中，退税形势才渐趋正常。但是外贸企业却因此大伤元气，现金流量状况大不如前，即使原来效益好的企业也不例外。1998年3月，为应付东南亚出口竞争的挑战，国家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以支持外贸出口，仅此一项，中央财政预计增支45亿元[5]；6月又宣布将煤炭、钢材、水泥、船舶的退税率分别提高至9％、11％、11％和14％（《经济日报》1998年6月24日）。由于纺织工业产品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国内生产严重过剩，仅提高2个百分点的退税率无济于事[6].从5月底开始，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国税总局宣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大类轻工产品的退税率由9％提高至11％。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250亿元左右。由于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远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出口代理制关系，反而相互争利，生产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往往根据汇率和退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供给外贸公司的出厂价，这不仅容易使价格总水平产生波动，而且生产者易被自身行为创造出的错误的价格信息所诱导，作出盲目的生产决策，使供求关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微观效益，国家在宏观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国家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近600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赤字约560亿元。从1993年起中央财政停止向银行透支，改由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此后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国债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收入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1992年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警戒线（25％）。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76.8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2.29％，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5.76％。1998年，为刺激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预计将分别高达40.2％和73.95％，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经营中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失业下岗人数增多，国家财政又加大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7]；同时国有企业多年大面积亏损积累起来的金融机构呆坏帐，也要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几百亿元来逐步冲销[8].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几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将十分严峻[9].

　　为此，建议全面取消出口退税，以缓解中央财政压力，附带可以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相应退税部门也可撤销），更能够一劳永逸彻底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外贸企业也可简化出口环节，节省开支。退税取消后，短期内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现外贸逆差，这样人民币微幅升值的局面将立即让位于汇率下浮的现实要求。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足以应付短期之需。此时，使人民币适度贬值顺理成章，但这种贬值完全不会变成失控的汇率急跌，因为目前退税部分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贬值幅度不超过8％，换汇成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并未改变出口的整体态势。而我们得到的益处则是节省了近800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使我国收汇减少，但根据我国外汇储备和现有的外汇供求状况，继续坚持结售汇制度和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不会影响总体的外汇供求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巨大的外汇需求压力。

　　无疑，人民币贬值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应。从理论上讲，本币贬值会抑制进口。对此，我们可以相应调低关税总水平，以抵消贬值的影响，维持进口现状。自1992年以来，我国已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多数为我国单方面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宣布的。采取这一行动固然是出于复关（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内连续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从43％降至17％），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关税减让一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则讨价还价后确定的。至今，我国单方面削减关税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国认定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远远不够，还存在着关税以外的诸多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在知识产权和开放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施压，更发起超级301调查并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10]，来逼迫中国让步。同时，美国并未信守与中国在1992年达成的市场准入谈判协议中“坚定支持中国复关”的承诺。时至今日，在诸多国家纷纷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美国仍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11].因此，即便中国不能直接从谈判对手那里取得相应的让步和利益，也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便从其他方面给本国带来利益。

　　这个最佳时机本来出现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税对中央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仅仅调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税迟滞带来的问题。外贸公司虽然可以改用出口代理制以部分缓解退税的矛盾，但这一转变涉及企业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资产重组的难题，使得以自营为主要方式的外贸企业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外贸企业惨淡经营已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此下去，我国的出口后劲可想而知。没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税政策失去了意义。加上外贸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单价不断下跌，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流失。虽然获得了大量外汇盈余，但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

　　维持适当的关税水平，对于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争取时间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国自主调低关税，也应巧妙地与我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若19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并结合取消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的状况会大大好过现在。国家三年间可节约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累计达2000多亿元。

　　况且，本币贬值后适当降低关税，进口不会受到影响，又可表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国家对此都无话可讲。同时中国自APEC会议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国在未来时间将会进一步降低关税，因此将其与废除出口退税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这种贬值是由于取消退税后，出口价格向正常成本回归，与东南亚国家因结构性矛盾并由过度的金融投机而引发的全面崩溃有本质的不同，谈不上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只要中国坚持结售汇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汇监管措施，包括央行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投机，人民币只会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这是一种政府积极干预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种由外来冲击造成的剧烈贬值。调控目标明确，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缓慢逐步下调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场的恐慌和投机心态。同时应积极地动员和影响海内外舆论，表明人民币不是固定汇率，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机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人民币不是港币的联系汇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陆投资生产的港资企业将大大得益于人民币贬值，从而刺激其加工贸易的出口，进而增加香港转口贸易的数量，最终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以此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中将人民币作为维系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预期，减缓人民币一旦贬值可能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和振荡。

　　上述步骤应作为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第一阶段，在香港市场消化适应之后，鉴于亚洲国家30％～75％的货币贬值幅度对我国形成的出口竞争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再次贬值。因为第一阶段的下浮仅是取消出口退税的自然结果，对于促进出口并无任何作用。东南亚国家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摆脱危机，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和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包括对外贸经营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当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出口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通货紧缩、居民储蓄倾向的加强以及事实上仍很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可以将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目前外汇供求状况看，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较多，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汇率的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同时必须考察出口的微观效益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而且现存的外汇交易市场也远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汇率仅仅体现了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表象，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即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中国希望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塑造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问题是：影响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现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严重高估。ε=EP＊/P

　　（ε：实际汇率，E：名义汇率，P＊：外国价格水平，P：本国价格水平）

　　为方便起见，以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官方汇率为参照物，当时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68元人民币。1994～1996年间，国内物价在始于1992年的经济过热的惯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趋势。虽然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奏效后，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整个这段时期物价总体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外汇出现供大于求，名义汇率稳步下降（目前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因此1994～1998年五年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高估约30％，而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际汇率高估了45％以上[12].这一情况以及1995年中以来出口退税迟滞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出口效益不断滑坡。

　　目前的出口现状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外贸出口增长放缓，但仍在增长，表明外贸仍具潜力”。事实上，由于国内政企关系远未理顺，以及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商业信用严重倒退，国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的风险。因此，外贸企业为维持经营并回避国内商业风险，不惜竞相降价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户和市场。但另一方面，外贸公司由于资产相对较少，承担这类经营亏损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危机所带来的国外大幅度压价，对外贸公司的影响远不如对生产企业的影响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过高而不接定单，则直接造成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大。后者最终不得不低价亏损销售以回笼资金，造成银行呆坏帐上升。

　　1998年8月，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召开银贸协作会，制定了若干促进外贸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对于有定单、暂时亏损的企业，只要具备还款能力，即给予封闭贷款。”这表明政府十分担心出口下降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预计1998年将偿还外债本息400多亿美元）。一些地方为了实现“保八”的目标，不惜一切扩大出口，这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长的做法，正在产生严重后果：扰乱了海外市场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剧了未来出口的困难；同时，国内企业亏损加大，财政支出超计划增长，银行呆坏帐增加。还有学者主张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到实际贬值的效果，这不仅在财政上无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税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贬值是否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有价无市”。目前的情况不同于1988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GDP20％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1997年中国GDP达7.47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3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人民币贬值后，只要不发生银行支付危机，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居民对政府还是有信心的。5万亿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对国家也未必是件坏事。从前一阶段四大专业银行争购财政部特种国债即可看出，银行面对不断增长的储蓄压力和经营状况日益不稳定的企业，贷与不贷难于决断，故“惜贷”现象严重，经营收益不够稳定。购买国债反倒可以确保无虞。如果此间国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况且，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不存在境内外投机者大量沽空的可能。从1998年9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打击走私、骗汇活动中可以看出，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主体，个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其次，有学者认为，一旦贬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就不值钱了。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国内购买能力，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是在境内而非境外，不会变成外国的购买力，故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只要能买到同样多的国内产品，它的价值并未改变。单纯从汇率角度纵向地比较某种币值并不科学，汇率只是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人民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日元贬值后，日本国内既未产生通胀，也未出现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即为证明。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按购买力平价学说（PPP），人民币汇率应在1美元兑4～5元人民币之间，以此证明现行的汇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长。姑且不论世界上无任何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本国汇率，仅仅从出口的实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确定汇率，我国产品将彻底丧失竞争力。汇率的确定系多种市场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从进口商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销售渠道长度、关税、运费、佣金等等。

　　有观点根据有关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来怀疑人民币贬值的有效性。但关键不在于出口金额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货币贬值往往导致出口单价下降和出口数量的较大增长。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样下降，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现在的出口额，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贬值后出口额，G′代表贬值后GDP，n代表贬值幅度，E代表现在汇率，E′代表贬值后汇率（E′=E（1＋n）），C代表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单价（为方便起见假设的加权平均单价），Q代表出口数量，C′代表贬值后出口单价，Q′代表贬值后出口数量：

　　假设前提：

　　（1）贬值后出口额仍为调整后GDP（G′）的20％；

　　（2）出口单价降幅不超过货币贬值幅度；

　　（3）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名义汇率=实际汇率；

　　贬值前：EX=C×Q=20％G贬值后：EX′=C′×Q′=20％G′根据假设：<图片>出口单价降幅≤故新的出口单价C′≥C{1－n/（1＋n）}=C/（1＋n）

　　为满足C′Q′=20％G′=20％GE/E（1＋n）=20％G/（1＋n）<图片>这就说明，只要贬值后出口数量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额虽然会减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会发生逆转，因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实际情况是，一国货币贬值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故出口产品单价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贬值幅度；同时在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作用下，出口数量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地增长。这就使得贬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这对于那些国内需求不振的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图示F－1说明：

　　S，S′，S″均指国内供给=总供给－出口量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为增加出口产生的数量增量）

　　（1）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对未来预期悲观，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时，国内企业盲目生产，加大供给，S总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点E′及对应的均衡价格Pe′；

　　（2）P0是目前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Pe′。因为即便在现有的价格水平P0上，工厂已出现严重亏损，故无力承受将价格再降至Pe′；

　　（3）对策：增加出口数量，使国内供给减少，S′向左位移至S″。当供给减少，趋近社会总需求时，价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点E″。

　　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的库存积压，使国内产品的供给总量减少，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并使价格有所回升（表现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减少银行呆坏帐，而且国家税收亦会因此有所上升，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好转，从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

　　图示F－2说明：

　　若出口不断下滑，势必相应增大国内供给总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至P′，均衡价格下滑至Pe′，导致生产恶化，亏损增加，库存积压由P0时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时，汇率政策是一国主权，也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2.5％，而美、日两国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发潜力、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丝毫的损害。日本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其在制造业上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但日本已连续五年保持了外汇和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日本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中国。因此由中国来独立承担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实际上更无可能。人民币使用区域极其有限，其不可兑换性使之不能进入国际货币交易系统，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冲击和振荡。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宣扬的所谓“一旦人民币贬值，将会触发亚洲国家新一轮贬值”的论调与其说是赞赏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如说是希望中国牺牲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当今外交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单方面的代价和牺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说各方都放弃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两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应视美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如果我们自愿放弃了汇率这张牌，中国式利他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我国外贸发展思路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贸发展思路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在大力推动出口、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中国有12亿人口，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称得上是“巨型国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趋之若鹜，美国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1993年一度持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选择进入的时机不是中国经济最热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重蹈日本、韩国等国的覆辙，及时打击了泡沫经济，采取了稳定币值、降低通胀、增加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规范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到一国的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若采取绕开关税壁垒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能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时，对外投资即成为可能。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可能变为现实。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同类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他们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有很大潜力的产业，二是中国尚无或较为弱小的先导性产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中国市场内需巨大；2、内需既包括现时需求，也包括创造出新的需求。这就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头等大事，需对企业进行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经营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存在着部门、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全国大市场。由于流通不畅，生产过剩，多余的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资产品在国内的流通却顺畅得多。

　　中国是个大国，外汇需求巨大，鼓励出口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出口的代价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实效。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而出口依存度已达20％，不仅高于美国的8.24％，甚至比以“贸易立国”的日本（8.9％）还要高。前面已分析过，国际市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容纳能力是有极限的，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越强，未来的风险也就越大。长期以来，我们过于推崇扩大出口创汇，虽然有不得已的原因，即解决结构性生产过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忽视了对国情的具体分析，而片面模仿四小龙发展的成功经验。四小龙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无法支持产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又恰逢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大力推动出口，通过累积外汇资金，大量引入先进技术，成功地完成了在本土吸收改造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技术档次，实现了升级换代。台湾和韩国更借此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加强产业根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80年代以后，成为亚洲地区主要的资本和中等技术输出方。我们面临的则是一个业已有限的国际市场空间和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998年开始，欧盟将陆续取消给予中国产品的普惠制待遇。与四小龙相比，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大恶化了的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只要经济结构调整得当，国企改革取得突破，以中国国内的巨大需求，足以长期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GATT有关官员曾说：“中国现行的外贸体制是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隔离层。”这一体制导致出口环节增加和中间费用上升，使得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对二者来说，今后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联合，合理确定利益关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生产与进出口的一体化经营，以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纯流通领域的外贸企业应根据市场规律优胜劣汰，资不抵债的企业坚决实施破产，以减少其对于贸易秩序的冲击。扩大外贸经营主体的范围，除对外资或合资流通领域进出口公司严格控制外，全面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完全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这不仅不会导致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反而会促使企业领导者更加理性地面对日益严酷的市场竞争。同时，国家宏观政策要正确引导企业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确立先内后外的战略，即以首先在国内市场建立全面的竞争优势为当务之急。这不是不需要出口，而是要求出口适度、稳健，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相适应。只有这样，未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

　　注释：

　　[1]1998年3月9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外经贸部孙振宇副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扭转出口不利的局面时说：“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东方不亮西方亮。”意思是扩大向亚洲以外的国家出口。“市场多元化”原意指不能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而必须大力拓展亚洲、拉美、东欧以及非洲市场。从1至5月的统计来看，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的下降是通过增加对其他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的出口来弥补的，这就意味着又恢复到了倚重少数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面。从3月份开始，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国家同样以向欧美市场出口为主，我国自一季度开始的出口衰退与此有直接关系。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对外出口的20％；日元大幅贬值，不仅使我们难以进入日本市场，还进一步缩小了我国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受汇率影响，欧美国家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贸易逆差进一步上升，必然会刺激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1998年11月，欧盟主席桑特访华期间，要求中国消除贸易障碍，进一步开放市场，以缩减欧盟对华贸易逆差。1998年9月，美国农业部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木制包装材料作出歧视性规定；同时，美国政府对其农产品出口提供巨额补贴，并酝酿对钢铁、纺织、造纸、木材加工等产业加大市场保护，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1998年1～9月，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下降6.3％，由于10月出口降幅高达17.3％，1～10月我国对亚洲出口降幅达到8.6％。1998年前九个月，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21.7％。但10月份，我国对欧美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1998年11月，英国两个智囊团预测，1999年日本和美国国内需求下跌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因此可以断言，今后两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十分困难。

　　[2]《经济日报》1998年6月29日第二版《注意投资与消费关系新变化》一文与笔者此处的观点是一致的。该文认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单靠增加投资已不能有效拉动消费。

　　[3]1998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GDP预计全年增长7.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而全年亏损上升了25.5％，利润下降22.1％。

　　[4]198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30％，而现在这一比重只有12％。（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0月24日）

　　[5]引自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在1998年3月9日九届人大期间回答广东省人大代表质询时的讲话。（《广东卫视》新闻1998年3月9日报道）

　　[6]截至1998年9月，我国纺织业已持续三年全行业亏损，其亏损面、亏损额和涉及职工人数均居全国各行业之首。预计1998年国有纺织行业亏损将达到80亿元人民币。

　　[7]鉴于地方政府在贯彻“三三制”原则解决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面临的财政支付上的困难，1998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向地方拨付8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8]1998年，中央财政准备拿出400亿元来冲销呆坏帐（《经济日报》1998年6月22日），而1997年这一数字为300亿元。

　　[9]1998年1至5月，全国工业盈亏相抵后为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利润为－138亿元，比去年同期利润的69亿元下降了3倍。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截至5月份，两税收入共完成1517.83亿元，同比仅上升了1％，大大低于年度计划和时间进度要求（《经济日报》1998年6月16日）；全部国有企业上半年共亏损560亿元，同比增加了200亿元，企业间相互拖欠增加了1500亿元，产成品库存上升了400亿元（《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11月9日）。1998年出口总规模预计将与上一年持平。这样，即便今年的退税预算安排不高于1997年的水平，退税率的提高将使实际退税总支出超过去年30％以上。

　　[10]1998年5月，美国再次单方面决定（双倍）扣减我国输美纺织品配额，理由是中国政府未能阻止出口企业向美国非法转运配额外的纺织品。

　　[11]1998年3月7日，九届人大期间，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承认，我国出口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并称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一个大国的道德”；3月9日，外经贸部龙永图副部长说：“虽然人民币贬值是促进出口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中国准备为维持人民币稳定付出代价，这将有助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又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南亚国家稳定币值，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中国由此乐观地认为这将利于加入WTO的进程。4月7日，朱总理访问法国期间对希拉克总统说：“中国给予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比欧盟任何一国都多。”4月8日，中国与WTO在日内瓦的谈判未能取得突破，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对记者说：“中国决定将关税总水平从17％降至10％，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国际社会理应给予回报，但部分国家（欧盟和美国）仍提出过分的要求，虽然如此，中国仍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美国谈判代表则表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的决定表示欢迎，但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仍然很高，如汽车的关税就高达50％，而且中国应开放服务贸易。”4月9日，香港各大报刊均登出醒目标题：《中国与世贸组织谈判未获突破》，新华社电讯则称：中国与世贸组织的谈判取得进展。1998年2月，美国与台湾就后者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台湾许诺降低农产品关税以扩大市场开放程度。此举增加了中国加入WTO的紧迫感。日内瓦谈判受挫，令国内一些人士和舆论界寄希望于克林顿总统访华，藉双边关系改善之机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美国并未松动其原有的立场。7月3日，克林顿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能否加入WTO，不在于美国是否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也不在于中国是不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在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开放市场，达到WTO最起码的要求。”“美国购买中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作为回报，中国理应对美国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以上均据香港TVBPearl报道）

　　[12]俞乔：“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