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竞争莫不归根于经济实力的交锋，金融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活跃程度决定了金融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基于这种判断，本文进一步从提升我国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取向。

　　一、金融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相关性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信用化、信息化、契约化和金融化的商品经济，是金融经济。在金融经济时代，社会经济日益金融化，社会资产也日益金融资产化，金融在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空前提高。

　　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化过程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深化，金融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曾对金融与经济的相关性进行过比率分析。他认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的组合种类越多、分布越广、规模越大，金融发展程度便越高，经济也就越发达。戈德史密斯把全部金融工具或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率称为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工具对持有者来说就是金融资产，全部金融工具总值便是全社会的金融资产总值。戈德史密斯用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并用这一比率的高低来说明现代经济的发达程度，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如表1所示），这种快速增长也带动了经济起飞。

　　由于金融发展，经济也不断地发展，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就会强大s或者说没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就没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金融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也应有一种相关性。其实，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即一目金融实力越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往往越强（如表2所示）。

　　从排名来看，金融实力处在前10位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处在前10位。中国的金融实力排名较靠后，处在第42位，影响了国际竞争力的排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由于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成熟以及金融服务质量较高，其国际竞争力一直名列前茅。美国的金融体系的竞争力较强，排名第1位，国际竞争力也处在第1位。

　　而从所有45个国家的排序来看，其相关系数为0．901，即金融与国际竞争力之间呈现较强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

　　就金融实力与国家竞争力关系问题的微观层面而言，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例子。美国经济周期与美元汇率之间就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70年代是美国有名的滞胀时期，1973—1979年期间美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O．8％，美国经济停滞，而通货膨胀率却象脱缰野马无法控制，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上升7．1％，失业串高达6％—8％。对应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低迷的景象，美元也持续下跌。70年代历次经济周期期间，按照消费物价增长率计的通货膨胀率都保持较高的水平，影响了美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一时期影响美元汇率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1983—1988年，美国经济连续增长，GDP上升了25．5％，年平均递增3．8％以上。80年代的扩张正是金融扩张带来的，结果是信用的过度膨胀，政府、企业、个人的债务猛增；同时储蓄率的不断下降使信贷资金成本不断攀升。高成本的信用资金不断投向收益与风险双高的房地产、股票、兼并领域，参与投机活动，使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泡沫成份增多，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最终导致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

　　1990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结束了长达8年的持续增长过程，陷入了衰退，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1990年第三季度到1992年3月是美国经济的衰退阶段，这是美国经济战后第9次衰退。到1992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经历了两次浮动后，真正走出了衰退。从此以后，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增长，美元汇率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下，也出现了持续走高的形势。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扩展，美元从1995年起在世界市场上受到欢迎。1997年，美元价格相对与世界范围内其他货币的加权平均价格净增3．5％，美国经济增长与美元汇率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对我国金融改革的理论指导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一国金融实力越强，其竞争力也就越强。即金融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个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打一定的启发。一个显然的结论是：力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培育我国金融竞争力也就成丁当务之急。

　　1997年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40位，比1994年列第39位、1995年列第38位和1996年列第37位都下降了，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比较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目前，全球金融领域以1998年日本金融“创世大爆炸”为起点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中，规模庞大且无分业限制的复合型银行极具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够与信息技术、商业电子等革命浪潮相伴随，并且具备全方位征战的实力。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金融业的大规模兼并和重组。这一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层层推进背景下出现的新动向，对我国金融领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业的现状远远不能应对全球金融新动向所提出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首先，我国的利率形成还远远不是由市场决定，即利率的市场生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培育和完善。也就是说，我国真正的利率决定权仍属国家，商业银行没有充分的贷款自主权，不能根据企业利润水平、信用状况来灵活掌握差别利率。用来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优惠利率在我国也并未真正起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优惠利率政策的本意，是对国家重点扶植的行业、项目实行不相同资金倾斜。但在我国，享受优惠利率的行业的确定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是各行业、各地方为争取优惠利率而进行的多方博弈的结果，最后导致优惠范围过宽。

　　1996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有效地降低丁资本成本。但较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绝对意味着有利于产业结构竞争力的提高，这在我国目前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国许多国有企业技术设备落后，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这些企业如果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应属于被市场淘汰之列，而人为地降低资本成本，只能是把本已十分稀缺的资源继续配置到低效产业中去，无疑不利于产业结构竞争力的提高。

　　其次，从银行体系的改革来看，1984年建立两级银行体制后，为满足集中性信贷控制的需要，建立了以高度垄断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后来虽又相继成立了一批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至今仍占全国存款业务总量的绝大部分。目前我国社会闲散资金绝大多数都流向了银行储蓄。我国银行业务资产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1．82％，超过美国的75．92％，并已接近于法国（107．85％）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企业，而众多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则被排斥于这一正式融资体制之外，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或高息贷款等非正式融资方式。恰恰是这些企业，由于其灵活的管理体制，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而较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金融业领域培育新的市场主体（比如一部分金融业民营化）以满足非国有企业的融资要求就显得甚为迫切。

　　再次，有必要加快金融对外开放进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加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给予外资银行一定优惠的同时又施加了许多限制，即形成所谓国民待遇的“双重扭曲”，这一点与非银行外资企业政策特点大同小异。例如在所得税、利率与费率自主权等方面外资企业普遍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在投资地域、业务范围等方面却受到种种限制，即处于低“国民待遇”地位。截至1999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所辖沪、浙、闽地区共设立外资银行分行53家，其中获准在沪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只有19家，人民币资产总额约40亿元。我国目前虽已批准部分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附加的种种限制性条件，决定了中、外资银行还没有平等竞争，这样中国银行业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得以壮大的可能性也就无从谈起。今年8月初，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上海分行所辖区域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放宽人民币业务的规模限制，增加外资银行的人民币资金来源。扩大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后，经营的地域可由原来的上海市一地扩大到江苏、浙江两省；人民币负债总额对其外汇负债总额的比例，也将由原来的33％放宽到50％。人民银行总行这一决定，体现了我国坚持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对外资银行更好地在我国开展经营是很大的鼓励和很好的机遇。同时，扩大人民币业务范围的过程中还可以全面推动中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使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最后，我们应积极培育和规范资本市场，在谨慎原则前提下逐步开放资本市场。一目的资本市场越是开放，其企业就越能突破本地资本市场对融资规模的限制，从而能增加获取资本的途径，并有效地降低资本成本，提高产业结构竞争力。我国由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出现较晚，到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开放市场的条件，总的来说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为高度封闭型。国内公司要进入国外股票市场，基本上只有通过国内B股在境外上市、在美国发行ADR上市、境外中资企业直接招股上市几种途径。就目前的情况看，能够利用国外资本市场的企业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我国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基本仍局限于国内的范围之内。

　　在我国，股票市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作用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我国企业在股票一级市场上发行股票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在政府的计划框架内进行。在二级市场上，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目前基本尚属于投机型市场，投资者对股票的评价并非基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股票价格经常背离其真实价值且有大幅波动。这样，经营业绩突出的上市公司市值不一定高，也不利于新兴产业的筹资。

　　当然，中国的情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真正意义的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现代金融制度还有待形成，金融秩序还有待改进。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金融改革确实是不宜操之过急。但是，我们认为，基于一国金融实力与其整体竞争力高度相关这一事实，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必然的取向。唯有完成这个方面的重大突破，我国才有可能实现金融领域的国际接轨，才有可能以相应的身份和资格参与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并获取相应的利益，才有可能切实提升以强大的金融实力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