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的原因分析

　　股市常被称作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作为经济预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背离，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报特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伞锋对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做了归纳分析，并得出启示：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应重视这种背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背离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内在缺陷日益显性化

　　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承担了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和解困服务的角色，使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得到了逐步释放，保证了改革全局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但是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国有企业筹资和解困服务，造成了中国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从而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强调筹资功能，忽视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为了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产生了占总股本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使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仅限于流通股。

　　在这样一个功能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缺陷。由于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以及限于对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认识，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转让和流通等制度，对后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市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二是企业弄虚作假，包装上市。企业上市和增发新股要靠政府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上市被看成是从政府手中获取的资源，其关键不是依靠企业真正实现转制和拥有优良资产，而是说服政府。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包装上市、打包上市和突击改制等现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这些企业虽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发行用通道制和核准制代替了原来的指标制和审批制。这虽然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指标制条件下的股票发行的非竞争格局，股票发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时，由于政府重视筹资而轻视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长期疏于监管和没有退市压力的市场环境下，养成了许多后天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损害出资人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无偿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搞违规的关联交易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虚报利润，进行虚假重组来愚弄股民、抬高股价；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过赚取股价差来获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见表1）。

　　从理论上看，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预期收益的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恶化成为制约股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预导致股价异常波动

　　中国股市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等习惯于频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不仅使用频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预对股市的影响相当大，市场上几次较大的异常波动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没有一项政策减小了市场的波动。

　　由政策来决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透明度，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跟风操作的所谓羊群行为较其他市场更为普遍。这使股价变化趋同，从而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和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为防止风险的暴发，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这又带来了股价的暴跌。过度投机和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了股市的异常波动，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证券市场内在机制的成长，与政府直接干预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冲突表明，从稳定股市出发的政府干预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稳定，反而还会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动。比如，1996年在货币供给趋缓、宏观经济向好的形势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证综指从1996年1月的537.35点，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点大关。10月份以后，股市上涨达到疯狂程度。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布12条政策。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从16日起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日，沪深股市绝大多数股票以跌停板报收。

　　有关是否减持国有股政策的一波三折，是造成中国股市第三个周期第二波段下跌和此后走熊的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三：货币政策对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同

　　股票市场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这一中间目标的调控，会对股市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不一致时可能会放大其背离程度。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流入股市资金量的变化上，从而引起股价的波动。多年来，中国股市被称为资金推动型市场（或称资金市），就是指股价的上涨主要靠增量资金推动，而不像成熟市场那样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值使股价得到自然提升。

　　背离原因之四：心理预期差异对股市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股价的变化是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反映。对股市的预期可以看作是对影响股价变化的所有变量的预测，这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股市处于第三周期的上升阶段（1999年2月－2001年6月），股价波动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相一致，都表现为持续攀升（见图3）。但从2001年中开始，转入下跌阶段的股市与较为稳定的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发生了背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是因为影响这两个心理预期的变量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包括股市涨跌在内的一些因素会对宏观经济的心理预期产生共同的影响，但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还受其他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关系不大，比如上市公司结构、股市发育程度、股市扩容速度、对股市的直接干预等。

　　由于预期是多种复杂变量在决策者头脑中的反应，预期的不稳定往往导致股价呈现不规则的波动，这比服从于成本定价方式的实体经济的稳定性要差，也是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出现差异的本质原因。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看，反映在心理预期上，一方面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出现背离，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与宏观经济走势出现了离背。

　　1、从规制的角度看，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是相反的1995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从单纯强调发展的初创阶段进入到发展与规范并重的阶段，“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今后较长时期也不会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的预期是从放松到管制、从行政干预到制度约束。这种心理预期冲击着，中国股市十多年来形成的注重投机而不是投资的盈利模式。监管越严格、制度越健全，留给投机者的机会就越少，大量资金就会从股市上撤出。

　　2、证券市场加速国际化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随着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起步、允许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转让，以及QFII制度的实施，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正在加速，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重大调整。过去10多年来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投资决策理论和盈利模式可能因此失效，走向开放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投资价值和价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整个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涉及到市场分割走向市场统一，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等问题。开放还意味着资金流动范围，将从原来的与国际市场完全隔离逐步走向相对隔离，并最终走向全面自由流动；意味着投资者构成的变化和投资品种的丰富。显然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对于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也正是这种预期上的模糊，成为投资者无法做出决策的根本障碍，所以选择等待和暂时离场观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3、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对政策的不同预期，导致旨在促进股市长期发展的政策常产生相反的结果一些对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发展有明显益处的制度，出台之后反而成为利空。1999年7月1日，从起草到通过经历整整6年的《证券法》在实施当日，沪深股市深幅回调，跌幅分别达7.61％和6.28％，创下1996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两市有500余只个股跌停。2002年以来，尽管管理层高密度地推出利好政策，但股指走势、市场的反应却与投资者和管理层的愿望相反。

　　4、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与宏观经济走势相背离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进入了一个波幅减小、相对平稳的时期，但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处于潜在增长速度之下，通货紧缩成为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2001年中以前，消费者预期指数始终高于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对未来较好的预期带动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月上升。但2001年中以后，两大信心指数相互重合，并从高位下滑，连续15个月稳定在1997－1998年的水平。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就是，2002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比增长8.8％，增幅却回落了1.3个百分点。同时，日益加大的失业压力和减缓的收入增长，仍然是制约预期增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