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谎言，谁脱得了干系？

　　去年底证监会出台的“补充审计规定”，被有人认为是拉开中国证券市场信用重建的序幕，但在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却是一片喊冤声。记者请一个当注册会计师的同学谈谈对此事的看法，他垂头丧气地说，“最近就不说这事了，证监会是拿会计事务所开刀”，他甚至表示后悔当初毕业时入了这一行。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汪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股市上的造假事件注册会计师自身肯定存在责任，但造假行为是上市公司干的，注册会计师只是对会计信息起一个鉴定的作用，所以只能说有连带责任。汪宁还指出，其实一些上市造假政府也参与其中，如果注册会计师不参与，很可能就会“丢饭碗”，所以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出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

　　云南白药的财务总监黄艾农在谈到某些上市公司造假的问题时向记者坦言，作为上市公司的会计人员，可能会承担一些来自管理层的压力，有时还可能有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一些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觉得“必须”有良好的业绩，就指使财务人员造假，但问题总有一天会暴露的。对于一些干脆一开始就是包装上市的公司，黄艾农认为这种情况不单是企业做假账，很大程度上跟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上市名额有关。“当然，云南白药一直是稳健的，去年的业绩也非常好。”

　　国泰君安研究所的向威达研究员则直率地说，证券公司应该和上市公司一起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向威达说自己早就指出过个别券商与上市公司勾结操纵股市的行为是狼和狈的关系，这给股市信用造成的影响很坏。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接受采访时更是认为证券市场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证券市场设立很大程度是为国有企业解困，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老老实实跟股民讲清楚。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信用问题，但是后来越来越看清楚了，投资者的利益要保护，要不然的话人家就不来了，所以对信用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了。茅于轼说： “你说这个造假问题政府知道不知道，我看基本上是知道的，但是一直到去年才把它监管出来。政府部门知道，但是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能混就混过去，但是这个纸里包不住火啊，最后还是要出问题。”

　　信用重建哪个该唱主角？

　　一个独立投资人曾向记者表示，“这样骗人的股市我早就不想玩了”，但是由于资金被套，目前还不得不继续“奉陪”。可见，中国的证券市场的信用已到了非重建不可的地步。

　　对于具体怎么重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项艰巨长远的任务，必须由各有关部门和机构来共同努力。汪宁说，注册会计师目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逐步重塑形象。他说实际上注册会计师的问题也并非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从近些年来我国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比例逐年升高可以看出，不少事务所还是能坚持原则、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的，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度的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中就有84.7亿元的利润被审计调减。汪宁说，作为协会目前的任务就是做好行业自律工作，引导调整行业内部的人员结构并处罚了一些违规的会计师，从外部环境来讲则需要法制的完善。汪宁还高兴地表示，主管部门已经暗示“补充审计”的规定要叫停，“连国有股减持都改了，这还不能改？”

　　黄艾农认为，一般新兴股市都会产生信用缺乏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加强监管。但是监管也要提高水平，像亿安科技涨到126元的时候不监管，等开始下跌、大家被套牢了才来监管，这样的效果就差了，所以监管也要注重方式和手段，力求早一点发现问题。

　　茅于轼认为，证券市场因为本身风险就很大，所以是典型的最需要讲信用的市场，而重建信用过程中应该说政府的作用特别重要。现在我国的政府有的部门不太注重公信力这个问题，政府老骗人，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信用了。茅于轼说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有人说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头发是染的，施罗德就出来辟谣说我从来不用假面孔对人，人家对自己的公信力有多重视。同样企业家也要有公信力，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企业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与公信力的大小有关，欧美的信用意识强，所以大企业较多，中国的大企业就比较少，而一些更不讲信用的人甚至连一个家庭都组织不起来。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金德环认为，目前的证券市场的信用危机是由于体制上存在问题，因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存在一个管理主体缺失的问题，出于业绩考虑管理者实际上处在一种鼓励造假的环境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国有企业的失信状况更严重。现在要建立信用应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建立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从体制上遏制造假的动机；其次是要加强立法，进一步使造假企业的负责人承担起责任；再次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管理系统，让曾经失信的人无处容身，这应该是解决信用问题的根本出路。另外在教育方面，今年有五所高校新设了信用管理专业，因为据估计当前全社会信用管理人才的缺口达50万。

　　该谁买单？

　　信用建设同样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金德环认为建设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监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股市下跌，当然监管是长期利好，但短期内意味着要付出市值下跌的代价；二是今后企业要建立起信用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监管；三是要建立全社会的信用管理机构，最好是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信用级别数据库来避免投资风险。

　　对股市下跌，许多投资者认为他们是无辜的，不应来承担这项“成本”。茅于轼说，这次国有股减持引起股市下跌，可以看作是国家的一次失信，但当初这个同股不同权是用“双轨制”推动中国改革的又一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国家应该承担国家的成本，股民当然也应该承担一部分，因为投资本身是有风险的，用过去常说的话讲是没有不劳而获，早先确实有人在股市里赚了钱，只是对现在还在市场中的股民来说显得有些不公平。另外，加强股市监管有个时机问题，股市不景气时应该不是加强监管的最好时机。

　　信用评级不能“实话实说”

　　联合资信评估公司副总经理邵立强表示，通过信用评级可以把被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充分揭示并展示给社会，从而引导证券市场的资金配置，另一方面评级活动本身能促进市场中各机构的信用意识。邵立强说，信用评级还能对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起到印证的作用，最近一家被揭露出有造假行为的上市公司曾在两年前请他们进行信用评级，当时就发现这家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是该公司向社会宣称的那么好，但是最后这个评级结果没有公开。邵立强认为，现在对“应该讲信用”大家都意识非常强烈，但具体的市场环境和机制还没有形成，这在初期还是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比如最近在北京中关村建立信用体系就是政府推动的结果。

　　邵立强告诉记者，目前资信评估难以推开，主要是这个行业的市场环境还没有形成，许多企业和机构觉得并没有必要来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信用状况。比如建立证券市场普遍的信用评级制度，这对投资者掌握投资对象的风险信息很有意义，“但是上市公司觉得没有好处就不会自己来找我们评级，主管部门不可能发一个通知要求上市公司都要评级，股民也不能要求上市公司和一些机构参加评级。”看来资信评估想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还真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

　　金德环则认为，信用评级不一定要向被评级对象收费，可以先投资建立一个信用资料库，然后向使用这些信息的人收费。从长远看这么一项业务的盈利前景的可观的，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先搞起来。金德环强调，这样一种信用管理机构应该由民间的有远见的投资者来投资，因为信用并非一个简单的法律或道德问题，政府只适合在政策上进行鼓励。而且民间投资效率较高，如果由政府来投入，对一些国有公司的评价也就难以保持公正性了。